為此，我國刑法典第5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這條規定明確了我國刑法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即犯多大的罪，就應承擔多大的刑事責任，法院也應判處其相應輕重的刑罰，做到重型重罰，輕型輕罰，罪刑相稱，罰當其罪，嚴謹嚴肅。同時，在分析罪重罪輕和刑事責任大小時，不僅要看犯罪的社會危害性，而后要結合考慮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害性，把握好罪行和罪犯各方面因素綜合體現的社會危害程度，從而確定其刑事責任程度，適用相應輕重的刑罰，而決不是搞出一份“鴛鴦判決書”，讓受害人做“選擇題”。

縱觀本案，由于受害人仝建華是在見義勇為中被一個同事打成重傷的，很明顯，這種故意傷害行為的性質更惡劣，影響更壞，更應依法予以重罰，處以實體刑罰，而不是宣告緩刑。這是因為，盡管宣告緩刑必須以判處刑罰為先決條件，但緩刑不是刑種，而是刑罰具體運用的一種制度。這項體現寬嚴相濟、懲教結合刑事政策的制度，意味著被宣告緩刑的犯罪人可以不脫離家庭、社會，繼續從事原有的工作，而判處實體刑罰的犯罪嫌疑人，則是必須收進監獄執行刑期，要暫時喪失一些人身自由。

值得稱道的是，在法官給予的“自由選擇”中，見義勇為的仝建華毅然放棄罪犯的3萬元民事補償，要求法院判處被告以實體刑罰，這是對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有力維護，對于維護社會秩序，保證司法公平正義，具有重要的意義。令人無不十分遺憾的是，法官心中天平卻傾斜了，愣是給仝建華的選擇放了橫，不知在她的身上是否也發生了類似登封市法院盧店中心法庭法官韓錦喜那種“吃了被告好處亂辦事”的情況，相關部門應當介入此案，給公眾一個滿意的答復，還人民法院有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