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被蛇咬”或“他人鮮活的教訓”所造就的深層影響，可能是始料未及的。我們還應當明白：法律并非人心向善的救贖之道，最終的出路還在于社會本身。

街上遇到摔倒的老人，扶還是不扶？再次成為流行的話題。日前，湖北武漢88歲的李大爺摔倒后，在圍觀者的躊躇猶豫當中，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

長達一個小時的圍觀中，我相信一定有人想上前去扶一把，但又是什么讓這些人關閉憐憫同情之心，而選擇“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了呢？

多數人行善的心理主要出于道德認知、利害計算和公共輿論驅使，只要與自己利益不發生根本沖突，人們是樂意助人的。但如果助人行為會損害到自己的利益，甚至惹禍上身，那么在現實的利害計算之下，人們很可能選擇不作為。

改革開放以來幾十年的經濟變革，已經讓傳統的熟人社會變成了陌生人社會，利益在人際關系中的比重日漸突出，人們傳統的道德觀念逐漸淡化，用以維系公共秩序的道德規范日益解體；而新的法治權威并未有效確立，轉型時期無論是道德還是法律都出現失效，一些人什么都不信，只能退守到個人自保的屋檐下。更何況，一再出現的見死不救、助人者反被誣陷的案例，給了原本脆弱的大眾向善之心極大摧殘。從南京“彭宇案”到天津“許云鶴案”，再到新近南通司機救人后險遭誣陷事件，經過媒體報道和輿論發酵之后，給民眾心理帶來的負面影響極其深遠。“你還敢不敢攙扶路上摔倒的老人”網調顯示，四成網友直言“這樣的愛心給不起，不敢扶”。

助人為樂一旦變成法律糾紛，就面臨著如何擺脫證據取舍尷尬，法官如何選擇自有其司法本身的邏輯。但公眾期待的，是用法治來救贖道德，于是道德入法、用道德目的評判司法審判，成為大眾輿論的基準。正因為如此，一個個“彭宇案”就成了公眾訴求輸出的輿論焦點。殊不知，這種輿情本身卻起了一個意想不到的負面效果——讓更多原本愿意向善的人選擇“退避三舍”。

回到開頭的一幕，用“彭宇案”來解釋圍觀者的顧忌還存有偏差，無論是出手相救還是打120，助人者都不難找到規避法律風險的證據，導致他們淪為看客的，很可能是一種長期的心理影響。當整個社會把注意力放在司法個案的評判上，“一朝被蛇咬”或“他人鮮活的教訓”所造就的深層影響，可能是始料未及的。我們還應當明白：法律并非人心向善的救贖之道，最終的出路還在于社會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