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長沙縣教師稱，每月工資中有幾十元被統一收去捐款，參加“一天一元捐”活動，民政局證實了這一情況。當地管理捐款的長沙縣慈善會稱，2010年政府發文要求企事業單位員工、干部等捐款，目的是幫扶貧困。當地慈善會會長說，老師道德覺悟是最高的，不應在乎這點錢。（9月1日《北京晨報》）

又是一起“強捐”，仍舊不外乎行政攤派、上傳下達等慣常操作。所謂“一天一元捐”，已成為某些鄉村教師不可承受之重。月薪不過數百的他們，一年竟要奉給慈善會400元善款，“行善”何異于一場冠冕的“劫貧”？本已困厄的人群，僅因為“覺悟高”的抽象名聲，就被施加了莫名其妙的重負。當一種清高的品質，變成肆意盤剝的借口，分明意味著，不同群體維權與議價的能力相差萬里。無關道德，關乎強弱。

慈善事業，自然以仁愛道德為內在驅動力。但絕不意味著，美德者必須承擔更多行善義務。誰都知道，“自愿”是捐贈者的天然權利。據此，那位慈善會會長的神奇邏輯，實在不值一駁：老師覺悟未必高，覺悟高未必不在乎錢，不在乎錢未必愿意行善，即便愿意行善也未必接受強捐。無視一連串的“不確定”，直接默認教師樂于“一天一捐”，實乃狡黠自辯。“強捐”，也總要偽裝成眾人踴躍參與的溫情模樣……

在權利不對等的生態下，慈善責任的分配極易發生倒置。資本雄厚者，手握公權者，往往感受不到足夠的行善壓力；反倒那些底層職員，乃至毫無經濟來源的學生，一次次成為“愛心捐款”的主力軍。長久以來，此間慈善動員模式，仍主要依賴于行政強力，和體制內的組織力量。繼而，權貴一族多半被排除在“勸捐氛圍”之外。而類似鄉村教員一類人，卻對“任務式”的捐款毫無抵抗力。

不難推想，所謂“上傳下達”的慈善指標，絕非“由上及下”的普遍義務，多是“有下無上”的抽血劫貧。畸變的慈善責任分配，不僅事實上有悖于社會公平，也注定了募款效率持續低下。

長沙縣鄉村教師所遭遇的不公，恰是畸變慈善動員模式的投射。權勢者得不到足夠壓力與激勵，全然憑借興趣和自覺行善；而底層群體卻時時倍感壓力，被逼捐出微薄收入的很大部分。在此情境下，一種健康的慈善文化，很難被培育而出、普遍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