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黑名單”的問題，不僅是如何對待記者、對待媒體的問題，也是如何對待公眾知情權、監督權的問題，更是公權力如何對待社會的態度。

新聞出版總署有關負責人的表態，讓一度沸沸揚揚的“記者黑名單”風波，有了一個官方定論。近日，該負責人稱：依照我國法律和規定，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干擾、阻撓新聞媒體及新聞記者合法的采訪活動，我國政府從來不允許新聞當事部門、機構建立所謂的“記者黑名單”。

這一表態，在某種程度上是在進行切割。建立“記者黑名單”，不是“政策行為”，也不是法律框架下的合法行為，而只是部門行為、個人行為。即使極少數單位這么做了，這也是一種違法、違規的行為。這對于校正視聽、修復公信，無疑有著積極作用。

“記者黑名單”的問題，不僅是如何對待記者、對待媒體的問題，也是如何對待公眾知情權、監督權的問題，更是公權力如何對待社會的態度。媒體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種監督力量。媒體背后是公眾和社會，它并不是代表自己在進行監督，而是一種社會監督、輿論監督、公眾監督。

對媒體監督的拒斥，意味著對“體外監督”的拒斥，而“內在抗體”作用總是有限，正如人不能僅僅依靠自身的免疫力對抗疾病。

權力被部門化、個人化，是“記者黑名單”出現的原因。很多時候，即使記者表面上觸碰的是公共事件，但損害到的卻是部門、個人的利益，或是背后不可告人的利益糾葛，或是影響到一己的前途升遷。也正是利益的羈絆，使得被監督者無法從“社會民主、社會文明進步”或是“體制創新、社會管理水平提升”的角度，來理解媒體的質疑。

趙啟正曾說過：“媒體對新聞發言人來說，既不是敵人，也不是朋友，而是合作伙伴。”這或許是他長期與媒體打交道得出的經驗之談。由“記者黑名單”一事反觀這句話，更能給人啟示。“親則不遜、遠則怨”的關系，建立在感情之上；而“合作伙伴”，則更是一種契約化、制度化的關系。只有制度化的保障，才能保證既不會有顯在或潛在的“記者黑名單”，憑個人好惡或一己得失干擾采訪活動，也才能保證一視同仁，真正達到透明、平等的信息公開初衷。

新聞出版總署的表態，也同樣值得少數媒體深思。這位負責人說：“對新聞媒體存在的報道內容個別細節不準確的問題，不應該采取求全責備的態度。”在對待媒體上，這是共識。但對于媒體自身而言，卻不能以此開脫。媒體和記者同樣需要在新聞活動中切割開個人利益，無論是為了媒體需要、個人榮譽還是發行量。或許，正該重溫李普曼的名言：負責任的新聞事業，歸根到底都要符合公眾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