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八)，體現了“少殺長關”即減少死刑罪名、延長刑期的修法思路。筆者認為，刑罰結構調整后，隨著主刑的銜接和層級結構更加科學、合理，我國刑罰中一項獨特的制度——死緩制度的不合理性愈發凸顯，已無繼續存在的理由和客觀依據。

死緩制度，即死刑緩期執行制度的簡稱。這一制度在我國刑法中規定于第四十八條第一款:“對于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二年執行。”長期以來，死緩制度都被視為我國貫徹“少殺慎殺”政策的重要舉措。但由于立法技術等原因，死緩制度本身存在很多疏漏和不足。

首先是死刑“立即執行”與“死緩”之間銜接唐突。“死刑立即執行”與“死刑緩期執行”都是屬于死刑的范疇，死緩僅僅是死刑執行制度中的方式之一，并非獨立的刑種。由于死緩制度的存在，我國死刑制度實際上是實行“雙軌制”，且死緩制度本身包含死刑性和無期徒刑性的沖突。從立法規定和司法實踐來看，被判處死緩的犯罪分子在二年緩刑期滿后被執行死刑的現實可能性已“幾乎不存在”，死緩已經完全脫離了它的母刑——死刑的本質和特征。

其次是“死緩”的威懾不足。如果說設立死緩制度的初衷是實現“少殺、慎殺”，那么死緩制度必須具有足夠的威懾力。這種威懾力可能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死緩制度本身給犯人帶來的痛苦應該幾乎與被剝奪生命相當;另一方面，這種死緩制度具有相當大的轉化為死刑立即執行的不確定性。但顯然，死緩的法律性質不具有生命刑應有的威懾力。

第三是“死緩”留下枉法弄權的腐敗空間。按照刑法的規定，是因為“(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所以不立即執行，而處以死緩。此種規定很明顯有嚴重的邏輯錯誤，屬于循環論證。以“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來界定死刑立即執行與死刑緩期執行的界限，彈性很大，易成為腐敗的司法官員為我所需、操兩可之說的托詞，死緩制度的存在就成為司法腐敗的根源之一。

最后是“死緩”徒增死刑數量“泡沫”。據相關資料，截至2008年底，已有137個國家在法律或事實上廢除了死刑，只有60個國家維持死刑制度，但其中也僅有約20個左右的國家在真正執行死刑。將中國的死緩視同了死刑，加劇了其他國家對中國的死刑數量的誤讀。

因而筆者認為，廢除死緩制度不僅可行，而且是現實的理性選擇。當前我國一方面可以保留死刑，但嚴格限制死刑;另一方面，應廢除死緩制度，用無期徒刑、長期徒刑代替死緩的功效，這恰好與刑法修正案(八)的刑事立法取向相契合，目前正是討論廢除死緩制度的恰當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