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說工會組織不夠給力，并不是說工會組織不夠關注工資集體協商。恰恰相反，工會組織對建立這種協商機制的呼吁是不遺余力的。去年富士康的連跳事件、佛山南海本田的停工事件，給工會組織帶來了極大的挑戰。為了應對這一挑戰，工會組織最主要的作為就是大張旗鼓地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并將其作為工會維權的核心內容。比如說，中國工會旗幟鮮明地發出了“以維權促維穩”的聲明，明確提出了“依法推動企業普遍建立工會組織、普遍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的戰略部署且計劃用三年時間實現這一目標，力度不可謂不大。

但是，工會組織推進工資集體協商，不能僅僅有口號、聲勢、部署，還要解決實實在在的問題。工資集體協商的落實要靠企業工會，但其最大的困難也在企業工會。工會的基本職責是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工會有代表職工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的權利，這些都是法律明確規定的內容，可是有責任、有權利不意味著有勇氣，因為按照目前的工會組織體制，企業工會相對于企業經營者的地位是尷尬的，我們不可能奢望端著企業經營者的飯碗的工會干部能夠“敢談”、“真談”。

這樣一來，自上而下的建制要求一旦遭遇企業工會層面的尷尬，很容易達成一個心照不宣的妥協：讓工資集體協商“低空飛行”——既迎合自上而下的要求，又不能真正動了企業經營者的奶酪，各取所需，皆大歡喜，何樂而不為呢？這也必然帶來集體合同的“空心化”或者“注水化”——缺乏針對性、實效性。如此看來，要徹底解決工資集體協商“低空飛行”的問題，關鍵在于工會還要更給力，真正從組織體制、運行機制、活動方式加大改革創新的力度，使得工會組織能夠而且必須理直氣壯地通過工資集體協商來履行自己的維權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