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屬于中產階層嗎？對都市白領而言，這的確是個標準模糊的問題。近日，有日本媒體認為，中國龐大的“中產階層”很可能只是一個幻影，因此許多日本公司把發展希望寄托于中國“中產階層”身上，這種想法不切實際。

近年來，圍繞中國中產階層的各種聲音交織在一起，夾雜著或樂觀、或悲觀的各種思緒撲面而來。而在其背后，則是中產階層群體所代表的消費潛能與社會穩定，是經濟全球化格局下外商投資取舍的標桿。但更應該看到的是，在收入、地位等外衣包裹之下，中產階層更多是一種責任意識的凝聚。就此而言，我國中產階層的培育仍處于初期萌動階段，包括完善福利體系在內的制度體系構建仍然任重而道遠。

隨著國內經濟的快速增長，與之相伴的中產階層崛起問題也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波士頓咨詢公司最新發布報告稱，目前中國中產階層家庭所占比例為24%，預計到2020年，這一比例將上升到51%。該機構將中產階層及富裕消費者定義為扣除稅收和通脹因素后家庭年收入在6萬元以上。這一預測似乎迎合了都市白領的自我判斷，一項社會調查顯示，50%以上的受訪對象認為自己是中產階層中的一員。許多人將生活中的時尚品位與奢華享受等同于中產階層定位，甚至將“喝星巴克、逛宜家”視為中產階層的符號。在如此盲目樂觀情緒語境下，日本媒體將中國中產階層與“幻影”二字直接聯系，形成了天壤之別的論斷，呼喚著各界對中產階層概念的冷靜思考。

其實，各方對中國中產階層認識的巨大差異，源于其定位模糊。從發達國家人口結構分布看，以中產階層為中流砥柱的“橄欖型”社會，推動著經濟的良性循環與社會治安的穩定和諧。美國在后金融危機時期，針對中產階層稅收也被奧巴馬政府視為提振經濟的重要抓手。當然，國外中產階層往往在收入中表現出一定的共性。但反過來說，收入水平并非衡量中產階層的全部。雖然我國人均收入水平接連攀升，但包括環保、慈善等在內的意識層面構建卻表現滯后。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開大排量汽車在國外一些國家被視為羞恥的事情，車主甚至感到猶如隨地吐痰被發現一樣狼狽；而在國內，大排量車卻演變為炫富工具，街頭轟隆隆的車鳴聲會引來眾多羨慕的回頭注視。透過如此細節對比，我國難言已誕生了真正龐大的中產階層群體。

國外實踐表明，中產階層的培育是一項系統工程，經濟增速則只是其中的要素之一。日本在戰后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絕大多數人逐步被代入中產階層群體，并成為該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日本“十年收入倍增計劃”曾拉動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在15年時間增加了2倍，而企業通常采用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工資制度，在帶給工薪階層良好收入預期的同時，也讓他們保持了穩定、平和的心態。此外，日本已實現了醫療保險全面覆蓋、公立學校高中以下基本免費的保障體系，并在城市化進程中關注失地農民的利益，出售土地后的農民依靠手中的原始資金進行投資，生活優裕穩定。同日本相類似，瑞典中產階層的培育進程也是與福利制度構建齊頭并進。瑞典社民黨于1932年在大選中獲勝，在隨后四十多年的執政歷程中受“福利經濟學”影響創建了一套被譽為“瑞典模式”的福利制度。隨著全民就業、全民養老金、全民醫療保險、全民免費教育等計劃的漸次落實，瑞典進入到了“黃金發展期”。

相形之下，我國保障體系建設滯后、收入分配不均等因素成為了培育中產階層的“短板”。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動輒數百萬元的房價讓月入萬元的高級白領黯然；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士為預留醫療、教育等龐大開支而在消費中精打細算；未來養老何去何從也成為都市人的困惑。同時，社會財富向少數群體迅速集中的態勢加劇了貧富分化，礦產、土地等成為暴富群體的資源載體，協助其迅速將巨額資本紅利攬于懷中。當綜合考量職業分布、收入水平、消費方式、主觀意識等方面因素之后，中國社科院此前一份研究報告認為，全國中產階層僅占總人數的2.8%左右，這與日前日本媒體的判斷如出一轍。而尚處于發展幼稚期的中國中產階層，著實無力承載拉動消費、提振內需的重任，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也因此而失衡。

“有錢人”并不是中產階層的代名詞。只有那些懷揣社會責任與強國夢想、生活富裕的中產人士，才是國家的中堅力量。打響中國中產階層的“保衛戰”，不僅需要社會保障體系的全方位呵護，而且也需要家族傳承的思想沉淀，而這些因素都難以一蹴而就。認清自己好過盲目自大，日本媒體的報道雖然刺耳，但中國如果擊碎了中產階層“幻影”，反而才有可能激發制度促進的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