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540萬北京工作人群的收入相對較高，按硬性收入指標可以冠之以“中產階層”的頭銜，也不能說中產階層時代已然或正在到來。有效界定中產階層的標準，消費能力和社會參與能力，遠比貨幣或實物收入更準確。

北京市有多少人屬于中產階層？北京工業大學和中國社科院社科文獻出版社日前聯合發布的分析報告稱：目前北京中產階層在社會階層結構中所占的比例已經超過40％，約540萬人。這個數字，相信許多人的直覺是不同意。

數據本身可能沒錯，許多人的直覺也沒錯。但是，即使540萬北京工作人群的收入相對較高，按硬性收入指標可以冠之以“中產階層”的頭銜，也不能說中產階層時代已然或正在到來。有效界定中產階層的標準，消費能力和社會參與能力，遠比貨幣或實物收入更準確。但在這兩個指標上，所謂中產階層并不活躍。

一方面，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費能力沒有提升，反而停頓或者下降。受高房價之限，多數中等收入者將收入的相當比例用于供養房屋，日常消費能力下降。同樣，受公共交通等“都市病”所限，許多中等收入人群被迫購車，由此產生的經濟和時間成本也束縛了這一群體的消費能力。當一個人被剛性的物質需求困擾時，不僅很難在想象中的中產階層生活中進行投入，而且會限制其社會觀感和意識。

由此帶來的第二個方面問題就是，中等收入人群參與社會活動的意識淡漠。社會出現多元化形態、越發細化的時候，許多事務不再能為政府或政府+企業的組合可包辦解決，這一必然趨勢要求中等收入人群參與進來，補充社會事務環節的缺失。但是，無論是公共服務產品價格聽證、保護消費者還是環保愛心活動，中等收入者的身影極其少見。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度來自生活無虞之后的利他情懷，在生活有虞、壓力巨大的情況下，城市的中等收入者的這種情懷尚難培植。

了解社會管理常識的人都知道，一個穩定的社會形態，通常是中產階層主導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下一級低收入階層的利益不會被忽略，上一級高收入階層的聲音不會被擴大。“橄欖型”社會的中部越大，受益者越均勻，社會資源分配越公平，和諧越可能實現。從此意義上說，中產階層的利益與政府利益的吻合度最高。

而建設“橄欖型”社會，要做的事情還很多。比如，像關注低收入群體一樣關注中等收入者的利益，鼓勵并擴大對中產階層參與社會事務的授權，對于其關注的房子、養老等問題轉換為民生問題的一部分加快解決進程等。只有擴大中等收入者的利益空間，中產階層作為一個階層才叫完整，才能煥發更大的活力，為整個社會帶來收益。

本報特約評論員 徐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