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四川就擴大城管處罰權條例草案進行聽證，草案中擬為城管新增國土、水利漁業和煙花爆竹管理方面的處罰權。該項草案遭到了絕大多數代表的反對，一名代表表示：“城管的權力已經夠大了，近年全國各地屢屢曝出城管打人的新聞，原因之一就是執法者的權力過大。”（10月13日《人民日報》）

城管建制于1990年代，起初只是管管“游商”、攤販，發展到后來，成了中國城市職責最寬泛的公權機構，管理范圍包括十三四個方面、近300項職能集于一身。城管暴力執法的現象時有發生，社會形象很差。

要規范城管執法，首先要進一步明確城管該管什么。因為同政府原有職能部門的職責劃分不清，城管部門執法時常常是有時“缺位”，有時“越位”。在城管職責已經過多過濫的前提下，還為其擴權，無疑是搞反了立法的方向。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也會導致絕對的暴力沖動。可以看出，規范城管執法的關鍵之處，是要制約城管手中的權力：不僅要完善城管的內部制約機制，也要為行政復議、行政訴訟提供足夠的司法空間，將城管置于公眾的監督之下。倘若城管權力得不到有效制約和監督，賦予其更多的處罰權力，其執法亂象不僅不會得到遏制，甚至還可能會變本加厲。

可以看出，提供更高級的防護裝備、賦予城管公務員編制、與警察聯合執法等改革建議，其本質其實都是為城管“擴權”。這樣的城管建議無疑都是錯誤的。只會使城管們擁有更多的底氣與武力，使城管的執法權力繼續膨脹，從而導致更多執法暴力。

對城管處罰權進行立法，對改變過去“多家管、多家都不管”的現象，對改變城管“借法執法”的尷尬局面，對改變城管執法缺乏法律支持、執法難的現狀，無疑都是有好處的。但對城管處罰權進行立法，只是明確“城管是什么，城管做什么”的第一步。要使城管徹底摘除“黑帽”，要實現“執法型城管”向“服務型城管”的轉變，要使城市公共空間管理與弱勢群體利益達到平衡，出臺《城市管理法》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