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一個6000多套限價房項目僅僅針對公務員銷售，房價約為每平米3000多元，遠遠低于周邊的25000元每平米普通商品房價格。海口官員稱“限價房”平均每套面積標準大約為100平方米，該限價房項目戶均面積將近123平方米超過限制面積標準。（新華網6月21日報道）

保障性住房本是政府為讓更多的低收入家庭能夠實現住房需求，是一項惠民工程。然而，這項設計初衷良好的制度在現實操作層面上卻遭遇了極大的尷尬。地方政府獨享公共資源，指定分房等扭曲制度的現象層出不窮。應該說，海口公務員并非侵占保障性住房的始作俑者，也絕非后無來者。在監督尚能到達的地方不斷出現權力自肥的現象，難以想象在輿論監督沒能覆蓋的地方還會有多少這樣福利分房。

當然，在公務員群體中，也不完全排除一些符合購買保障性住房的個體，但那畢竟是少數。相比較于公務員的各種福利，中收入家庭購買商品房的能力幾乎為零。因此，大規模的公務員購買保障性住房現象絕非正常。而這種不正常的現象背后不難看出其合理的利益邏輯。

一方面，由于保障性住房退出機制的不完善，讓公務員的福利分房產生了極大利益動力，公權者對此類住房有著很強的增值預期。按照現有的規定，保障性住房在滿五年之后就可上市交易。而房屋一經上市轉手便可輕松獲得巨大利益，這讓很多公務員垂涎。此前，就有媒體報道了山西忻州800多名機關干部轉手倒賣牟利超5千萬等事件。

另一方面，在對待公務員騙取保障性住房和違規建房等問題上，現有的制度缺乏剛性約束，違法違規幾乎不需要承擔任何的風險。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對公務員福利分房的變相激勵。盡管輿論不斷呼吁將詐騙公共福利入罪，但遲遲得不到政府部門的回應。

其實，早在2006年建設部、監察部、國土資源部出臺《關于制止違規集資合作建房的通知》規定，“對利用職權及其影響，以‘委托代建’、‘定向開發’等方式變相搞集資合作建房，超標準為本單位職工牟取住房利益的，要追究有關單位領導的責任。”然而，時至今日鮮有官員因此被處理。這讓法律“很受傷”，也讓公眾很無奈。

在公共資源分配上權力具有自我傾向的本能沖動，當權力得不到監督制約時，這種沖動就會變得赤裸裸和瘋狂。在法律難以發揮其權威和懲戒作用，同時又面臨著利益誘惑時，公務員的道德底線，政府的行政倫理和權力底線被突破被踐踏就會不可避免。要終結保障性住房變公務員的福利房，不僅需要完善保障性住房的退出機制，讓此類住房在體系內循環擠壓其增值空間。同時，也需要立法部門制定完備的法律保護保障性住房政策，相關職能部門更要嚴格執法，維護法律權威性和嚴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