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新科”醫保企業組團漲價的問題出在藥價形成機制上。建議把藥品成本調查權，交給沒有利益嫌疑且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來承辦，以客觀公正的態度、科學理性的調查、完善透明的程序，來完成藥品成本的數據采集

去年售價還是93.5元的藥品，如今價格提高至170元；去年售價1082元，如今售價1580元……就在各地紛紛開始新一輪的藥品招標采購期間，記者發現，一些新進入國家醫保目錄的藥品開始悄然漲價。從記者目前掌握的資料看，已經有30多個品種的藥，價格出現了幅度不一地上漲。而從這些藥品的漲價時機來看，大多數集中在新版國家醫保目錄公布前后。(6月17日《中國青年報》)

藥企的藥一旦進入國家新藥品目錄，不僅意味著企業產品將獲得大量、穩定的政府訂單，也意味著企業的成本將大幅下降，如此一來，藥品價格理應下降，現在怎么反而上升了呢？

筆者認為，“新科”醫保企業組團漲價的問題出在藥價形成機制上。根據現有制度安排，所有進入國家醫保目錄的藥品，先由藥企自行填報成本數據，列明各項成本，然后交由當地物價部門進行價格調整備案，最后由國家發改委審核后定價。

讓藥企自行填報成本數據，雖然從表面上看來，是按照國家發改委的要求完成規定動作的，但事實上，藥品成本調查權被藥企所操縱，藥企可以“自由發揮”，想填多少就填多少。這不僅給藥企創造了捏造“真實謊言”的機會，而且，也難以保障藥品成本的真實性。再加上不少藥企在當地都是納稅大戶，靠著多年積攢的人脈關系，能夠層層過關抬高價格，這樣一來，發改委采集的價格數據就成了高價，降低藥價的初衷就被打破。

倘若延伸分析，藥價一直虛高不下，很大程度上與國家賦予藥企成本調查話語權過大有很大干系，許多低價藥“變個臉”，就能通過審批，成為高價新藥。

雖然根據今年6月10日，國家發改委發布了《藥品價格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價格主管部門在制定或者調整藥品價格時，應當開展成本、價格調查，組織專家審評或者論證，但這也讓很多業內人士和專家質疑：中國上千個需要政府定價的藥品，政府是否有能力和精力，去收集足夠的信息，監測藥品企業的生產成本？事實上，“天價”蘆筍片的出現，正印證了物價部門在制定、監測藥價，尤其在成本方面的能力局限性。

有鑒于此，筆者建議，國家很有必要把藥品成本調查權，交給沒有利益嫌疑且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來承辦，以客觀公正的態度、科學理性的調查、完善透明的程序，來完成藥品成本的數據采集，這樣不僅能保證采集數據的純凈，而且也能有效避免權力尋租，以及腐敗行為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