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神木縣原副縣長高曉明因受賄241萬元，一審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高曉明在萬言悔過書中稱，自己由開始的拒絕接受到后來的來者不拒，收受錢財越來越多，慢慢地就習慣了。（據6月8日《華龍網》）

實話說，高曉明的萬言悔過書無論在形式還是內容上都沒有太多新意，之前已有很多貪官在落馬后都曾以萬言悔過書的形式反省自己的過錯，理由無非都是應酬過多，放松警惕，最后倒在了金錢面前等等。沒有新意恰恰表明高曉明的萬言悔過書具有一定代表性，是一種真實的貪腐路徑。

為什么高曉明 “當兵時，在老山前線，出生入死，冒著槍林彈雨，沒有倒下去；援藏時，戰勝了嚴酷的自然條件，沒有倒下去；在日常工作中，戰勝了一切困難，也沒有倒下去。”最后卻倒在了金錢面前？是如他自己在萬言悔過書中一再強調的“個性強、政策性和原則性極差”？是“享樂主義、拜金主義”太強？不可否認，黨員干部的個人修養在倡廉拒腐中很重要，但眾多曾經優秀的干部的貪污墮落路徑如此相似就不僅僅是個人修養的問題了。

高曉明是一步步走向腐敗深淵的。他從拒絕參加當事人的吃請，到半推半就地接受一些小禮品，再到一次就收下煤老板白某送的10萬元，漸漸地發展到一發不可收拾，直至最后身陷牢獄；從收下錢后的心驚肉跳，思想的激烈地斗爭，曾想過把錢交到紀檢監察部門到認為錢來得太容易，到習以為常。在高曉明受賄過程中，他一直在跟自己斗爭，直至最后“習以為常”，在整個過程中，我們始終沒有看到監管制度的影子。高曉明并不是一貪到頭的，而是一步一步地滑向深淵的，在每一步的“下滑”中，都沒有遇到監管制度的“阻礙”，正是監管制度的缺失，使他一滑到底。也就是說監管制度在他眼中是沒有的，貪不貪污取決于他自身想不想，害不害怕，而不是能不能。

我們總是在發現一起貪污事件后對當事貪官深惡痛絕，將罪責歸咎于其個人修養不夠，經不起考驗，但背后最根本的惡是相應監管制度的缺失。反腐只有從“我不愿意”和 “我不敢”走向“我不能”才能真正起作用。當然這并不是否認個人修養在反腐中的重要性，只是相對于監管制度而言，個人修養對反腐的作用很有限。

很多貪官落馬之前都是“性本善”的，都曾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有過很好的作為，由“性本善”走向貪腐不就是監管制度缺失的必然結果嗎？鄧小平曾說：“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償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對于反腐，這句話很是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