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富士康這類巨鱷工廠聚居區的形成，不受管制的資本貪婪固為始作俑者，地方政府同樣難辭其咎。富士康員工頻繁自殺事件也從一個側面宣告，這樣的城市化已然失敗。

在珠三角工業地區的景象是十分怪異的。這里有大量工廠聚居區，其現代工商業高度集中，財富與人口也相當集中。但這些聚居區卻不是城市，因為這里根本沒有城市生活，幾十萬人口處于工廠化生存狀態。

前些年討論國有企業改革問題時，人們經常提到“企業辦社會”這個現象。該現象形成于上世紀50年代，國有企業，尤其是大中型國有企業作為“單位”，在企業內部解決了員工生老病死全部問題。于是，員工完全變成企業的人。所謂企業辦社會的結果是企業替代社會，社會企業化，員工因此喪失了選擇的自由和人格上的獨立性。作為補償，國有企業員工可以獲得政府承諾的終身福利保障。因而在單位中，員工們似乎還可以感受到小型共同體的脈脈溫情。也正因為這一點，很多老工人現在還會懷念“單位”時代的生活。

令人驚異的是，上世紀90年代興起的富士康之類的外資、合資企業，卻部分地復制了企業辦社會、企業取代社會的組織形態：員工被安排居住在工廠建設的集體宿舍中，并在集體食堂中吃飯。他們足不出企業就可以解決生活問題，享受到種種便利。他們成為企業的人。

但區別是重大的：現在，企業以追逐利潤為唯一目標，其盈利的法寶是壓縮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國有企業的工作節奏不可能緊張，員工之間是可以發展出密切的友誼。而在這些現代企業內部，緊張工作卻使同宿舍的年輕人形同陌路。員工全部是年輕人，在本地沒有任何牽掛，因而流動性也很高。總之，種種因素導致富士康這樣的企業共同體內部再也沒有脈脈溫情，代之以絕對的冷漠與疏離。

外資企業為什么會復制國有企業的生態？可從兩個方面解釋。企業方面可能認為，切斷員工的社會聯系，將其封閉在廠區內，可以最高效率地榨取其血汗。比如，這些員工需要長時間地加班，每天的工作時間在十來個小時，居住在工廠比較便利。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對這種工廠聚居形態也持歡迎態度。這些年輕人是所謂“外來人口”，當地政府不把他們當作具有完整政治、法律權利的國民看待，這些年輕人不過是打工仔、打工妹而已。對當地政府來說，唯一有價值的就是他們可以奉獻給工廠的血汗，作為完整的人則根本就是一個麻煩。他們如果生活在社會中，將會消耗本地公共品和公共管理資源；他們如果落根、生活，就會降低本地人口的福利；很多地方政府官員甚至相信，這些外來人口都是潛在的犯罪分子。

基于上述種種考慮，企業與地方政府達成了一個默契，地方政府實施的種種歧視性法規、政策，迫使年輕的外來人口依附于工廠。這些外來的年輕人永遠都是過客，政府長期實施這種政策的結果是，年輕人甚至根本不敢幻想自己不光是個打工仔、打工妹，而是一個完整的人，公民。

這種政策只會導致一個結果：在所有這類工業與外來人口聚集區，只有工廠，而沒有城市；只有經濟，而沒有社會。一個相對完整、健全的社會，只能發育和存在于工廠之外。只有當年輕人們擺脫流水線的控制，有自己的私人時間，有自己的私人空間，從而有溝通、交流的機會，才有可能出現年輕人自己的社會，進而他們也才有可能與當地人融合，而形成一個新興的大社會。如果存在這樣的社會，年輕人即便工作壓力較大，也可以找到疏解之方。地方政府把他們禁錮在廠區內，則圍繞著他們的社會發育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他們只能碎片化地生存。

欲改變目前珠三角工業集中地區“社會”匱乏的現象，就必須逐漸消解現有的員工集中居住于廠區的形態，讓年輕人作為一個社會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居住在工廠之外，然后再以一個人的身份到工廠去上班。工作只是他的生命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他還擁有更為有趣的社會、文化生活。

這樣的變革對企業、對地方政府同樣提出要求：企業應提高員工工資，以使他們可以正常生活。地方政府應把打工仔、打工妹們當成享有政治、法律權利的國民，讓他們能夠堂堂正正地進入社會。從長遠來說，這也合乎地方政府和當地人的利益：年輕人社會逐漸形成的過程也就是城市生長的過程，這些員工變成市民的過程也就是這些地方完成城市化的過程。基于完整的人的幸福而展開的城市化，才是珠三角擺脫目前困境的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