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鄔明安則表達了不同意見。“如果把醉酒、吸毒后駕駛都列入危險駕駛罪，那么一些危險性相差不多的行為是否都要列入刑法？這樣的發展下去，很可能導致許多應該由行政處罰法處理的事情，最后都要由刑法處理。刑法是最后的手段，不應該在不必要的時候隨意使用。”

鄔明安說，如果用《刑法》規范酒后駕駛的行為，還涉及到大幅度提高執法成本的問題——動用刑法，必須要投入大量資源，如調查取證、審理、司法救濟等。發達國家中確實有危險駕駛罪，但這是因為這些國家沒有行政處罰體系，而中國則是有兩個處罰體系。如今，解決酒后駕車，最重要的莫過于嚴格執法，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加大行政處罰力度，罰款也可以根據醉駕行為的嚴重程度區別對待，甚至可以學習瑞士的現成案例，將罰款與個人財產掛鉤——一名瑞士富豪醉酒駕車，被法院判處相當于29萬美元的罰款。

“把違法問題‘犯罪化’的問題必須慎重。既然能使用行政處罰，就要盡量發揮它的作用，在行政處罰無效時，才能動用最后的刑法。”鄔明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