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和中國經濟轉型的關系

2000年大規模城市化速度增快，中國家庭消費和G D P的比例，也是2000年以后在降低。也就是說，城市化速度在加快，消費速度在降低。當然，并不是絕對消費減少，是跟G D P相比。

中國城市化帶來產出的宏觀效果遠遠大于中國城市化對消費刺激的宏觀效果，這樣才能解釋我們剛才說的現象，即城市化大規模地增加，而消費實際上是相對降低，2億農民在這其中起非常關鍵的作用。因為農民工效率非常高，對產出的效應是非常明顯的。郭巍青教授數據分析，農民工的消費水平是非常低的，所以他們對消費的影響很小，對產出的影響很大，這樣才能夠理解為什么消費在下降，產出在增加。

農民工收入，基本上是在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之間的狀況，但是看農民工消費行為，基本上停留在農村居民消費的水平上。當然這里有很多的原因，一個原因就是習慣的問題，但是把文化和消費習慣刨開，其他因素起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是收入替代作用，農民工教育水平要比整體的農民教育水平高，某種意義來講是農村里最有效率的工人，最有能力的工人，有一個收入替代作用。本來在家里種地是非常有能力，現在離開農村，某種意義來講會降低農村的生產率，但只要是在廣東增加的收入大于在農村降低收入的絕對值，這樣對于家庭也是劃算的。從某種程度來講，替代的作用應該是充分地考慮進去。

在我們2009年做調查里，有25%的人在老家的收入是零，這個就是比較極端的案例。另外，20世紀90年代末，農村的鄉鎮企業消亡，可能背后有些政策方面的原因，但是某種意義上也有人力資本轉移的因素，最有能力的工人離開鄉鎮企業，跑到東莞打工，農村鄉鎮企業也就消亡了，所以農民整體收入增加不快。

另外一個是消費。郭巍青教授也講到制度上的歧視，最主要制度上的歧視就是戶籍制度。

從2009年做的調查來看，53%農民工是在2003年以前就離開農村，從這個群體來看，他要求獲得城市的居住愿望不是特別強烈。但是我的解釋稍微有點不一樣，比如你想在美國獲得綠卡，但是多年以后你都得不到，然后你就放棄了這種期望，我可能覺得更多的是這種情況———并不是不想獲得城市的戶口，而是無法獲得，就放棄了這個希望。從2009年的數據可以看出，只有29%的農民工有改變戶口的期望。

戶籍制度帶來的影響，對消費來講是很高的謹慎性儲蓄行為。因為戶籍制度是非常實際的，不是抽象的東西，擁有本地的戶口就可以上本地的學校，可以去本地的醫院，如果沒有享受城市戶口帶來的公共產品，肯定就要自己解決問題，沒有對政府的期望。自己解決就是儲蓄，所以我相信中國農民工的儲蓄率可能在中國各個群體里儲蓄率是最高的，40%都是作為儲蓄。第一位原因就是子女的教育，老家建房是第二位。老家建房也很能說明問題，他根本就沒有期望留在城市里，還是要回去。所以期望在城市里呆下去非常低，就會影響他的消費。現在中國一直在講怎么刺激內需，不解決2.3億農民工制度上的歧視，怎么能夠去根本扭轉中國內需不足、過于依賴外需的狀況呢？

從2009年做的調查可以看出，農民工1/3消費支出用在子女教育。我自己算了一下，可能中國農民工在子女教育上支出的比例，可能跟美國一個中上層家庭在私立學校花的差不多。美國的公立學校是不花錢的，我兩個女兒在公立學校一分錢都不花，我的比例是零，但是把孩子送到私立學校，可能要花33%的消費用做教育。在美國都是有錢人把孩子送到私立學校，中國是最沒有錢的人把孩子送到私立學校，這個是不可思議的現象。

中國戶籍制度違反城市化的基本邏輯，因為城市化水平越高，公共產品供給越充足，人口密度會降低公共產品提高的成本，哈佛幾位經濟學家寫過一篇文章，題目為《為什么窮人愿意住在城市？》，因為在城市里面公共成本是比較低的，雖然住在城市里其他方面不是很方便，但是他是沖著公共產品愿意住在城市里，在中國完全是相反的情況。中國大規模城市化，本來應該提高公共產品的提供，降低群眾儲蓄的心理，但是沒有起到這個作用，我覺得是制度上的原因。

我們再看一下長期收入增加的預期。城市化肯定是會帶來收入的增加，但是這種收入增加是一次性的，從我們調查里面也可以看到，城市化對農民工的收入比在農村是有大規模增加，但這是一次性的，不會形成長期收入的增長預期。2006年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做的調查里，有一個問題問“第一次漲工資時間是什么時候？”這是你此時此刻工作第一次漲工資是什么時候？95%是在2005年和2006年，也就是說5%是在這之前，至少在2005年以前就跑到城市打工的人群里，幾乎在這個崗位上是沒有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