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也是最值得憂慮的，在歷史欠賬之外，目前的教育投資不足還將在未來影響中國教育急起直追，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無論從各級各類學校的師生比數據還是普通教師的收入回報情況看，教育工作者多數是以很低回報從事超負荷勞動。要保證中國未來人才競爭力，就必須確保教育事業能吸引較優秀的人才，完成知識代際傳播。否則，學校為校舍、教具忙，教師為稻粱謀，教育主管部門為考核水平提升犯愁，心氣不一、追求各異，教育在未來更難有希望和大的作為。更何況，在未來五到十年中，自2005年來形成的新人口出生高峰帶來的新增就學人口劇增，今后各級政府教育投資增量如果不能盡快跟上并盡快彌補歷史欠賬，還可能造成更多問題。

順便指出，在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比例4%的目標在17年兩次落空這件事上，除了讓人覺得更加敬佩明治維新后的日本連續30年平均23%的數據之外，就是感覺各級政府在設定目標方面的隨意性太強。1993年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設定到2000年完成“4%”，到了2005年做“十一五規劃”又設定2010年完成“4%”。

一言以蔽之，我國教育投資不足背后，是決策者的態度問題；而教育體制能不能調整得更好，則是有關部門的能力問題，這完全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問題，既不宜被有意無意地混淆，當然就更不能相提并論。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