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昨日的《新京報》報道，教育部官方網站日前公布了2010年年度工作要點，今年要促進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比例4%目標的實現。

這是一個10年前就應當達到的目標。1993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頒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到2000年年末，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達到4%。在這期間，盡管言者磨破了嘴皮，聽者耳朵也聽出了老繭，但目前為止，這一目標一直沒有實現。2008年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達到歷史最高，但也只占GDP的3.48%。相比之下，2008年的GDP為300670億元，比上年增長9％。

教育投入不足是個老問題。在這一問題上，我們既不差錢，也不缺理念。即使“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發展最為困難”的2009年，在一攬子經濟計劃的刺激之下，GDP依然達到了335353億元，比上年增長8.7%，經濟上的“保增長”的目標已然實現，但在教育投入上的“增長”“保”起來卻是依然艱難。在戰略規劃上，“優先發展教育”也已經多次被黨和政府各種文件中強調，但怎么個優先法，怎樣才算是優先，沒有明確的說法。在現實中，教育、醫療等公共投入從來都不是排在優先的位置上的，這種“非優先”的位置，不僅體現在實際支出上，也體現在價值序列上。

長期以來，政府的財政觀念基本上是“財政收入越多越好”，“財政支出給經濟建設的份額越大越好”，以致“稅收政績”、“建設政績”由此形成。直至今天，不少地方仍以此為考察政府執政能力的重要標準，這種“以政府利益為中心”的傳統觀念和考評機制，糾正起來顯得舉步維艱。從1994年到2008年的國家和地方財政預算就可以看出，支出最大的兩部分依然是“經濟建設”和“政府行政管理費用”。

現代國家的能力的主要體現，不是財政收入，而是提供公共品的能力。財政收入大幅增加，財政汲取能力過度提高只能說明國家權力的過大和擴張，而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品供給的不足則是國家能力低下的主要表現。這種強悍的國家權力與低效的國家能力越來越成為當前中國社會的一個突出悖論。而這種悖論無疑是與政府轉型的目標相背離的。

由此而言，教育的投入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也不是教育本身的問題。在GDP和政府收入總量已經十分龐大，而且保持高速增長的前提下，它首先是個財政體制問題，是個財政體制如何由體現政府意志和利益轉向體現公共性的問題。這意味著任何對財政的使用都必須體現公共意愿，都必須有法律依據，從而逐步減少中國財政支出體制中存在的不公平、任意性、“長官意志”等現象。至于如何通過政府改革來實現這種轉向，我們不是沒有答案，缺的只是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