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方面的細節瑕疵或可以彌補，給予時間和財力，類似BRT安全門的小毛病都可以修繕。不過，從上述三種類型的公交行政看，所謂的公交優先在被談論時，它并非天然地正確或不可反駁。實質上，公交優先屬于公共財政問題，是重大的公共決策，是廣州是否宜居的大眾感知之一。公交優先不外乎人，市民群體及其合法代表應該對公交優先決策具有更具體的權力。

自BRT項目開工至今，中山大道沿線居民就有不同聲音，他們自認為被公交優先戰略漠視了。從地鐵分布圖上可見，這個人群超密集的狹長區域是空白，沒有被地鐵覆蓋，而是留給了BRT項目做實驗，幾十萬人的生活就此改變。BR T自始至終，即便是利益直接相關者也沒能置喙于決策過程。公交優先對市民參與決策的布置不夠周詳得力，已迅速成為民眾公交郁結的一部分。

廣州實施公交優先策略，得益于寬松的公共輿論環境，市民對公交項目的批評有充沛的展露。但問題是要改變說歸說、做歸做的隔閡。其實這方面是有決策工具和法規可資利用的，例如廣州市人大擁有對重大行政決策的審核權，程序上能為民意與政策的和解提供制度化通道。BRT引發紛繁爭議，作為借鑒的例子，若要公交優先繼續往前走，用實操充實公交優先的決策機制不可缺。

中山大道BRT試驗段之后，如何確立BRT在廣州公交優先布局中的位置，是暫緩推廣還是擴大建設，即將成為交委不可回避的質疑。而諸如此類的公交項目也會出現在地鐵線路設計、公交公司財政補貼乃至于票價定制的各個方面。所有這些都需要一個透明的決策平臺來承載公義，釋放公交出行之怨、之怒。縱向來看，廣州積累了一些經驗，但也從不缺乏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