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的李世明當然不知道，正是自己平日里所作所為造就的名聲，成為簽名聯保案犯的人心動力。可以說，無論從社會地位還是經濟實力，張家都堪稱資源匱乏，遠不足以支配兩萬多人的簽名之舉。可是，當一種社會情緒累積到一定程度，一點火星也能引起爆發，而這樣的社會情緒，早已超出個人恩怨的范疇。

發人深省的是，這樣一個村支書竟是某些人眼中的鮮花香饃，受到有關方面的極力推崇。1995-2001年，李世明連續6年被評為“紅旗”村干部；2001年，被市委、市政府授予“模范個人”稱號；2008年，被離石區委授予“五一勞動模范”稱號，并是離石區第四屆、第五屆人大代表。李世明治下的下水西村，1999年和2001年分別獲得“省級文明村”和省一級“先進基層黨組織”稱號，2008年獲區委授予的“四星級黨支部”稱號。民怨沸騰看不見，千夫所指無人識。是其騙術高明，還是有人失察失職、法治失范失威、文明價值顛覆，讓李世明如此權傾一方，不可一世？

這個事件的背后，我更看到事發地社會生態的變質失衡。社會公理不敵流氓行徑，文明法治屈于權力囂張。這樣的社會生態，民不聊生，必然積累破壞性力量；這樣的社會生態中，張旭平是受害者，一般民眾是受害者，被以極端方式反抗而殞命的李世明，其實也是受害者。他以蔑視法律、踐踏公理的方式破壞了社會生態；被破壞的社會生態，就以一種非理性的手段，將其送上了不歸路。

這不是一個惡有惡報的故事。法院判決能否在乎兩萬人簽名的民意分量，似也無關緊要。但對執政者而言，它應有深刻的鏡鑒價值。一旦因為權力濫用而導致社會生態變質失衡，執政基礎就有可能坍塌傾覆；而惡化的社會生態，勢必滋生隨時暴發個人悲劇、社會悲劇的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