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天，宜城市市長周森鋒遭遇的論文抄襲門和重慶高考文科狀元何川洋身陷民族成分造假門先后引起爭議。爭論的情況不像前一段鄧玉嬌事件那樣一邊倒，而是出現了嚴責者有之、同情者有之、惋惜者有之的復雜局面。從已經公開披露的信息看，周森鋒出身農民家庭，畢業于清華大學，工作有一定成績；何川洋能在數萬名考生中拔得頭籌，相當不易，堪稱學業突出。其父母操作此事時他才14歲，家長已經受到行政處分。況且重慶頭一年已經出現過狀元不加分險些上不了北大的情況。他們如果是一貫劣跡斑斑，查出作弊行為受到責罰也算大快人心。但此二人在某種意義上都算得上是青年才俊，所以輿論的反應是困惑多于快意。

我認為，對這些個案的討論不應當停留于當事人是否應受責罰或者如何受責罰，也不能滿足調整有弊病的現行政策上，比如取消研究生在核心期刊發表論文的要求，縮小高考加分的范圍，或者干脆取消弊病叢生的加分政策。更重要的是由此反思：此類現象在當今中國是個別現象還是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導致這些作弊現象的背后原因是什么？產生這些作弊現象基于怎樣的社會環境？如果青年才俊紛紛卷入各種丑聞風波，我們是否應當追問：到底僅僅是青年出了毛病，還是整個社會出了毛病？

我認為，如果說當今中國在經濟上正在邁向歷史的高峰，那么在道德誠信方面，則已經陷入了某種危機。誠信的大面積坍塌，僅僅歸之為某些個人的道德缺失是不行的。作弊行為成為常態，意味著整個社會的倫理導向出了偏差，維持正義的社會基礎秩序已被破壞。權力和金錢的力量格外囂張，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成為生存競爭的主導機制。做老實人吃虧，說真話倒霉，仗義執言受罰，公平競爭失去空間，越來越多的普通人為了趨利避害，不由自主地首選旁門左道，甚至邪門歪道。文憑做交易，醫院宰病人，士子玩貓膩，司空見慣。傳統屬于清流的領域現在已經濁浪滾滾，污水四溢。抄襲剽竊等學術不端行為，在學生中蔓延的面積之大，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周森鋒如果不是輿論關注，哪有人想得起來拿他的論文和別人的論文比對？如果把已經獲得碩士博士學位者的論文普查一遍，涉嫌抄襲的不知還有多少？連堂堂人民出版社社長領銜主編的《察賢辨才》一書，80%以上的篇幅也與其他著作雷同。這就是當今中國的現實。采取鴕鳥政策，不敢面對這樣的現實，那才真叫可怕。

19年前，《中國青年》雜志曾經發起過一場激動全社會的“潘曉討論”，可惜沒有持續下去。現在回頭看，開展這樣的討論對于全社會的精神文化建設非常有益。我前些天見到當時《中國青年》的社長兼總編輯關志豪先生，談起來還十分感慨。我有一個想法，媒體如果從周森鋒、何川洋等一類事件入手，開展一次關于重建中國誠信社會的討論，讓各界都來為我們這個社會診斷病情，尋找藥方，頗有必要。上個世紀的歷史，有過中國青年才俊紛紛卷入紅衛兵的教訓，如今對那種高調的誤區已有不同程度的反思。如今的青年倒是遠遠地告別了理想的高調，卻接二連三地滑進了作弊泥潭，對此，是否應當有一次更深入的檢討呢？

(作者系知名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