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討薪,個人權威要讓位于法治權威

不難看出,農民工討薪難問題已經牽扯諸多部門的精力,也開始由選擇性關注向執法機制建設的方向發展。在這種過程中,如何將領導重視下的個人權威上升為制度執行力建設下的法治權威,應當是解決討薪難的關鍵。

臨近年關,農民工討薪話題再次升溫。近日,正義網接到幾位農民工代表反應,其參與建設的北京市大興區黃村鎮前大營村新農村建設項目存在拖欠農民工薪水現象。據悉,來自十多個省的近千名農民工遭遇“陰陽合同”,被欠薪近700萬元。

從2003年重慶熊德明向總理討薪到現在,8年時間過去了,討薪難題依然困擾著整個社會。這是法治發展中的悲哀,也凸顯出了化解這一現象的人治路徑存有極大的缺陷。

近年來,由于輿論對農民工討薪問題的集中關注,各地政府加大了整治力度,大面積的工資拖欠現象得到了遏制。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的行政執法已經到位,也不表明政府的正義運送就走上了常態化路徑。事實上,在具體的個案當中,一旦脫離了媒體的關注和上級的行政壓力,基層的勞動執法部門依然處在“半失職”狀態,對待電話投訴敷衍了事,對待上門告狀推三阻四,對待討薪維權冷眼旁觀。

不久前,媒體報道了河南省高院院長替農民工討薪的新聞,引發輿論熱議。從實體結果來說,法院院長出面討薪無疑具有個案的重要價值,強化司法執行力,為進入訴訟程序的討薪者提供及時、高效、公正的權利救濟,法院方面當然具有不可推脫的責任；但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在最基本的勞動關系保障上法律局部失靈,各種討薪個案折射出的農民工維權困境,根本上依舊是因為勞動者權益保障執法的疲軟。正是平時針對勞動者權益保障的行政執法不力,才導致一些人迫不得已跳樓討薪,導致法院院長不得不履行不堪重負的討薪任務,導致一些部門領導只能依靠個人的權威介入,才能實現正義的歸途。

其實,正常的法治社會,諸如上訪、跳樓等都不是理性的維權通道,領導者個人權威的介入也非公民權利之福,即便幸運之神偶爾降臨,也只能驗證當下“長官意志”或“第四權力”的強大功效,這反過來更加侵蝕了公民維權的制度威信。無論官員還是媒體,只能選擇性關注個別討薪者,即便法院院長出面也僅限于訴訟領域,面對那些更多尚未走進法院的農民工,他們的薪金如何保障,最終仍要依賴法治路徑的暢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