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論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的崛起

“中國之謎”仍有待經濟學家破解

記者：目前，中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但也出現了“國進民退”、腐敗蔓延、貧富分化等情況，原因何在？

吳敬璉：當我們講述中國經濟崛起的經濟學故事的時候，還必須冷靜地看到，中國20世紀末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還是很不完善的，主要表現為國有部門仍然在資源配置中起著主導的作用，表現在：1）雖然國有經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并不占有優勢，但它仍然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國有企業在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重要行業中繼續處于壟斷地位；2）各級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經濟資源流向的巨大權力；3）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礎尚未建立，各級政府的官員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通過直接審批投資項目、設置市場準入的行政許可、管制價格等手段對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進行頻繁的直接干預。

這種情況的發生，是有深刻的社會和歷史根源的。

在中國改革初期，不但政治領導人和計劃官員傾心于日本、韓國、新加坡等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和威權發展模式，即使以歐美式自由市場經濟為改革目標的經濟學家也承認，在市場發育程度很低的情況下，政府不能不承擔更大的協調責任。

但是，與日韓等國不同，中國的現行體制是從“國家辛迪加”演變而來，擁有龐大的直接管理國民經濟的國家機器和強大的掌握國民經濟命脈的國有經濟，形成了一種“半統制經濟、半市場經濟”的格局。

這樣的體制建立后，就出現了兩種可能的發展前途：或者是政府逐漸淡出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加強自己在市場失靈的領域進行諸如市場監管和提供公共產品等方面的職能，逐漸成長為在規則基礎上運轉的現代市場經濟；或者不斷強化政府對市場的控制和干預，不斷擴大國有部門的壟斷力量，蛻變為政府控制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

當20世紀90年代初期商品價格放開，當包括數百萬縣鄉鎮政府所屬的鄉鎮企業改制成為私有企業時，市場的力量曾經大大增強。反之，當本世紀初國有大企業進一步改革受到阻礙，甚至出現了“國進民退”的倒退現象，或者以宏觀調控的名義加強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控制和干預時，國家資本主義的趨向就變得十分明顯。

記者：“中國模式論”最近似乎很有市場，經濟學界出現了明顯的爭論，在此情況下，如何看待經濟學在未來中國經濟改革中的作用？

吳敬璉：當前在中國政界、商界和學界，對于“半統制經濟、半市場經濟”體制的存在和近年來國家部門力量的強化，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以國有經濟主導國民經濟、強勢政府“駕馭”市場為主要特征的“中國模式”，能夠正確制定和成功執行符合國家利益的戰略和政策，體現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這不但創造了30年高速增長的奇跡，而且能夠在全球金融危機的狂潮中屹立不倒，為發達國家所艷羨，可以充當世界的楷模。

另外一種觀點則針鋒相對地提出，中國過去30年高速增長的奇跡來源于市場化改革解放了人們的創業精神，而靠政府強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要素資源實現的增長不但不能長期維持，而且早晚會造成嚴重的經濟社會后果。

第一，與強勢政府控制整個社會的體制相適應的粗放增長方式不可持續。

在這種增長方式下，雖然短時期內能夠依靠政府強制動員和投入社會資源，加上從國外引進技術來維持高速增長，但是這種增長不可持續。近年來這種增長造成的資源枯竭、環境破壞、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緩慢等問題愈演愈烈。1994年以后，中國運用日本等東亞國家的經驗，采取出口導向政策，用凈出口需求支持經濟的高速度增長。出口貿易刺激了沿海地區加工工業大量引進技術和雇用低工資農民工。然而，正像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最先采取出口導向政策的國家地區的情況一樣，中國在經歷了十來年出口推動的繁榮后，在20世紀初期，在微觀經濟領域出現了技術進步緩慢、效率下降等弊病，在宏觀經濟領域，則出現了貨幣超發、資產泡沫生成和通貨膨脹壓力增大等病象。所有這些都向我們警示：如果不能盡快打破體制性的障礙，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經濟和社會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