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論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的崛起

近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接受了記者專訪，他詳述了經濟學家在中國經濟改革過程中發揮的具體作用。

幻滅與盜火

記者：中國經濟的崛起無疑是30多年來舉世矚目的大事件，包括您在內的很多經濟學者多年來一直參與其中，那么，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經濟學處于何種狀態？

吳敬璉：在改革開始前的30年，現代經濟學被官方看作為“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辯護的“西方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說”。有的經濟學家提出過吸收借鑒其中合理成分的建議，卻因此被打成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所以，那些年的中國經濟學舞臺上無所謂現代經濟學，也無所謂與國際經濟學界的學術交流。

當時，中國經濟學家們主要是一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的基礎上，使用著古典經濟學的概念，致力于宣傳、解釋當代的官方經濟政策。

1952年院系調整后，全部經濟學教材都換成了前蘇聯教科書，主要的教授也換成了經過“蘇聯專家”培訓的年輕教員。那時的全部經濟學教育，是要我們相信，只要仿照蘇聯的榜樣，建立起以實行集中計劃經濟的“國家辛迪加（state syndicate）”（列寧語，一些東歐經濟學家稱之為“Party-State Inc.”），中國就能很快成為一個繁榮富強的工業強國：“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當時能夠繼續經濟研究的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在從事這樣的工作。

記者：改革開放前，中國與蘇聯發展的軌跡并不完全相同，中國的形勢和經濟政策有何變化？這些經濟政策導致了何種后果？

吳敬璉：變化發生在1956年，中國建立了全面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赫魯曉夫卻公開了斯大林時代的可怕真相，中國也開始反思斯大林體制的弊病，一些經濟學家提出的改革建議中不少包含著程度不等地引入市場作用的改革內容。然而，毛澤東選擇了方向相反、更為“國家主義”的解決方案，進一步加強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的控制，相繼而來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甚至是幾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文化大革命”中，上億人受到殘酷迫害，建議過部分引進市場機制的經濟學家被認定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而受到批判。

1976年，中國經濟乃至整個社會瀕臨崩潰的真實情況開始大白于天下，使得對毛的中國寄予極大希望的國際左翼人士（如羅賓遜夫人）陷入惶惑和失落，而長期生活在毛體制下的黨政領導人和經濟學家卻松了一口氣，看到了變革的希望。他們深知，災難的根源正是和這套體制相伴隨的荒謬的政策，于是開始了向外國學習，尋求有助于挽救危亡和實現振興的方法。

記者：機會初現之時，中國經濟學家與世界經濟學界隔絕良久，他們是如何取經的？政府在沒有成熟理論指導的情況下，改革是如何開始的？

吳敬璉：為了學習外國的發展經驗，中國政府派出了大量代表團訪問歐美和東亞各國。官員們最感興趣的，是日本和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地區等政府在依靠市場力量來配置大多數商品和服務的同時，運用產業政策對企業進行“行政指導”，以實現快速發展的經驗。

經濟學家最初的學習對象，則是東歐那些比較早地踏上了改革之路的社會主義國家。孫冶方、于光遠等具有改革思想的中國經濟學家訪問了前南斯拉夫、匈牙利等東歐國家。1979年和1980年初，中國社會科學院邀請了波蘭經濟學家布魯斯（Wlodzimierz Brus）和捷克斯洛伐克經濟學家錫克（Ota Sik）來中國講學。他們打開了中國學者的眼界，其所倡導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即在國有制的基礎上和計劃經濟的框架下引進些許市場力量影響企業的經營決策，也一度為人們所推崇。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市場社會主義逐漸失去了對中國經濟學界的吸引力。

不過，他們運用的某些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手段使中國經濟學家耳目一新，許多中國經濟學家產生了更系統地學習現代經濟學，從中汲取更多營養的愿望。

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學界掀起了學習“國外經濟學”，即現代經濟學的熱潮。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從1980年夏季到1981年夏季連續舉辦了三個大型講習班；此外，大批學者選擇了去英國、美國、歐洲和日本等地留學或者進修。還有一批中年經濟學者，像趙人偉教授和我自己，當時已經50歲上下，仍然到牛津大學和耶魯大學，重新學習經濟學。

不過，當時中國或還沒有形成一支掌握現代經濟學的專家隊伍。中國改革采取的是鄧小平和陳云所說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即沒有預設目標模式和實施方案，“走一步，看一步”。

這個時期的改革舉措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1.在廣大農村，將集體所有的土地“包”（即租）給農民耕種，實現了農業經營的私有化，“鄉鎮企業”也蓬勃發展起來。

2.恢復“財政包干”的辦法，向省、縣政府下放權力，實行分級預算、收入分享，形成“地區政府間競爭”的格局，使它們不是壓制而是支持本地區（省、縣、鄉）非國有企業的發展。

3.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打破國家對外貿易的壟斷，降低貿易壁壘，允許外國直接投資進入中國，設立合資企業。

私有企業的產生和對外開放打破了命令經濟的僵硬體制，給民間創業讓出了一定空間，使蘊藏在中國民眾中的企業家創業精神迸發而出，使經濟秩序很快恢復，中國經濟也重新表現出活力。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系統性的改造，中國經濟整體仍處在“舊的”經濟體系（計劃經濟）已經被突破，新的經濟體系（市場經濟）尚未建立起來的狀態，經濟增長也很不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