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魏源的經世思想對船政文化的影響

林則徐（1785年—1850年）與魏源（1794年—1875年）不僅是我國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愛國者，而且也是我國近代優良文化的代表者，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率先“開眼看世界”的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人物。他們的思想都隨著時代潮流而前進，在中國近代歷史的進程中，都起巨大的促進作用。他們在生活經歷，抵抗外敵入侵，學習西方“長技”，籌備海防，致力于經世致用之學等方面均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處。經世之學對林則徐與魏源一生事跡有極為密切的關系。研究這兩人的經世思想，對認識經世思想在我國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及船政文化的影響，無疑是有所裨益的。

一、共同的經世理念

經世之學，也叫經世致用之學，是明末清初大學者顧炎武等人針對理學的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的流弊而提出注重實際，一切務實，解決理論聯系實踐的優良學風和作風。林則徐、魏源都出生于乾隆末年，正是“康乾盛世”走向衰敗的轉折時期，政治黑暗，賦稅負擔沉重，人民生活困苦，貪污公行，軍備廢弛，社會矛盾激化，到處出現農民起義，少數民族起來反抗，這種社會矛盾，民族危機，使得統治階級惶惶不可終日。后來嘉慶、道光間，社會崇尚空洞的學風，京官中實在好學者，百不得一。諸多學子多埋頭于注經考據，或是著書空言應付；另有士大夫們搞儒學章句集注，或是一心想為官，不肯讀書，全力搞交游應酬。針對這種局面，頗具憂患意識的知識分子中的精英和頭腦清醒的官員試圖從古老的思想學術中尋找救世良方，于是一股經世思潮就應時而生，方興未艾。經世思潮，表現在學術上的今文經學的發展和史地學的崛起，在思想文化領域或表現為經世實務主張的提出。乾隆時期就出現了清代今文經學的開山祖師莊存與，他主張“研經求實用”“不專為漢、宋箋注之學（1）”，反對脫離實際。他的外孫劉逢祿發展了莊氏主張，使今文經學形成一個學派。劉逢祿著重研究《春秋公羊傳》，承繼公羊學家著眼現實，主張社會進化的思想，提倡社會變革，認為“天下無久而不弊之道，窮則必變，變必反其本”（2）。但劉逢祿闡述的經世變革思想還是初步的，繼之而起的龔自珍、魏源更是借助于今文經學大抒經世之志。

魏源與龔自珍同出于主張經世致用的今文學家劉逢祿的門第，龔自珍主張聯系現實，提倡通經致用，為文多以政治觀點而發，富有戰斗性，堪稱“開一代風氣”的今文經學家。他認為“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3）。強調萬事萬物都處于變化之中。他極力提倡“更法”，“改圖”，揭露清王朝的腐朽，洋溢著愛國主義的熱情。時以奇才名天下者，一為龔自珍，一為魏源。魏源還跟過力主究心經世之術的漢學家胡承珙探究漢學、詩義；還曾向論事必行，學以修己的經世今文大師，人稱鏡堂先生的姚學塽請教宋學；他通過猛攻經史吸收經世的精髓，不斷充實自己。更加上成為知己的一貫留心于經世之學，遇事激昂奮發的姚瑩；還有博研群書，足跡半天下，生平尤篤風義，喜振拔孤寒的鄧湘皋。魏源能從各色人物中兼收不同的思想養份，從而堅定了他的經世主張和治世的實踐。

林則徐在鰲峰書院七年的求學中，在經世大師鄭光策老師的教導下，立定志向，博覽群書。鄭光策平時“留心經世之學”（4），鄭光策經常向學生強調“不已”的進取精神，并說：不已者，造道之大業，學圣之極功（5），梁章鉅祖居長樂，清初遷至福州屏山山麓的賽月亭，和林則徐毗鄰而居，他是“書香世業”的家族。鄭光策是他的老師，又是梁的岳父，林則徐又是梁的同學，關系非常密切。梁章鉅曾提到：“究達素心共，惟君情最深。”（6）他們在師業的渲染下具有共同的“經邦濟世”的理想。林則徐很小的時候就聽到父親談到林雨化（希五）的高尚品格。林希五與林則徐的父親林賓日是真率會的主要成員，林希五任過寧德教諭。他為人梗直，因抨擊當時福建按察使錢受椿貪污而慘遭迫害下獄，后受迫害被遣戍新疆。錢受椿還要強迫希五認罪，揚言只有認罪，即可“出獄”，遭到有骨氣的希五堅決拒絕。他為此寫了《辨惑》一文：“予以自為謀者，道義之守也。利害吾不敢知。吾所知者道義而已。”“蓋守道安命，君子所以立身行險，僥幸有寧死而不為者，此吾所以自信也。”（7）他曾對學生強調“學先辨志”，并身體力行，辨志守道，堅守信念。嘉慶十一年（1806年），林則徐跟父親參加同里每月一次的聚會。這里耆宿和名流群集，在坐的就有林則徐慕名已久的林希五先生，其言談給二十一歲的林則徐留下極深刻的印象，以后，他又去見希五，不料希五竟將文集交林則徐閱讀并請作序。林則徐“袖歸卒讀之，漏下三刻，反復若不能已”（8）。其中，林希五為人處世的高尚品格，深深地在他的心中打下烙印。林則徐稱：

先生梗直獨操，出于天性。而道高毀來，身處冷官，觸怒權貴，至于文致周內，下獄投荒，垂白在堂，孤身萬里，士君子固有遇人不淑，守正被害如先生者乎？此固見者之所怒目，而聞者之所扼腕也。觀集中《辨惑》一首，指陳道義，炳若日星，讀圣賢書。所學何事，古今人不平則鳴，大率類此（9）。

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儒家優良文化的傳統和道德力量，在少年林則徐身上也同樣得到體現。

在鰲峰書院掌教的陳壽祺（1771年~1834年），字恭甫，號左海，閩縣人，進士出身。道光二年主鰲峰書院。他進一步發展了鄭光策的經世辦學的思想，提倡“儒者窮經將以致用”，指出：“平日探索典訓，辨核是非，討論古今，通知時務，處可立言以傳世，出可敷政而佐時也。”陳壽祺教育學生讀書，不但要讀“四書五經”之書，而且“經解策問尤皆諸生所當究心。”他把明末顧炎武的《天下群國利病書》、徐光啟的《農政全書》以及《歷代名醫奏議》都作為學生必讀之書，并認為“通知古今，可施實用，此皆問政之津梁也”（10）。壽祺主掌鰲峰時，林則徐已離開，但林則徐在14歲時就通過其父林賓日認識了比他大14歲的陳壽祺。日后，他們交往密切，共同探討政見，抒發抱負，志同道合，成為忘年之交。陳壽祺的經世致用思想，在早年對林則徐起了啟發的作用。林則徐在詩中曾提到“束髻讀公文”，證明林則徐在少年時代曾讀過陳壽祺的文章，并深受影響。當時鰲峰書院的山長陳壽祺曾寫過《知恥談》、《義利辨》、《論科舉》等作為書院的范文，也作為諸生行為的準則。尤其《知恥談》特別強調“重廉恥而敦禮讓，廉恥重而后有氣節，禮節敦而后有法度”（11）。《義利辨》則認為“利者義之和也”（12）。這種義利統一觀，正是經世派的主張。陳壽祺反對專門利己，認為專門“利己必至害”（13）。他要求學生立世行事，做到富不能淫，威不能屈。后來林則徐從政的種種表現，利他的高尚思想，都可以看出以上前輩和同仁對他的良好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