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晚期福州船政興衰淺議

19世紀中期的清帝國，已經進入封建社會末世，又經歷了西方殖民主義強國發動的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革命戰爭的打擊，雖然未至覆亡，亦已風雨飄搖，處于生死存亡之秋了。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發展起來的漢族地主政治集團和軍閥勢力的代表親睹了西方殖民者的堅船利炮的戰場威力，西方國家以其海上力量怎樣輕易地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的市場，在驚呼西方近代海上力量這一系列出色表現之余，深感中國再不承弊易變，立即師夷長技，帝國恐怕只有滅亡一途了。60年代后期興起的洋務運動正是他們企圖挽回帝國頹勢的一次認真持久的努力。洋務運動的主旨是軍事自強，洋務派首領們關注的主要是建立近代軍事工業，因此起步即建立了以西法制造槍炮、彈藥、軍艦、用于軍事運輸的輪船的上海江南機器制造總局和以西法專門制造修理戰艦輪船、以近代科學技術培育艦船制造、輪機、駕駛人才的福州船政。

福州船政是中國近代海軍之基，無論從艦船制造和造船、航海人才培養上，它都無愧于這一榮譽和地位。福州船政自1866年開創，存在了83年，中法戰爭前是它的成長興盛期，中法戰爭后由于復雜的歷史原因，逐漸衰落下去，入民國后，已是茍延殘喘，再無大的作為了。本文擬將福州船政清末一段興衰歷史納入視野，試圖在清末這個廣闊復雜的歷史大背景和同期世界海軍發展大背景下多角度觀照它，審視它，以期能進一步認識、借鑒這一段歷史，誠能稍有補益于今日人民海軍之建設，則幸甚，幸甚。

一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6年后中國仍然有海無防、戰守無具可恃的現狀和西方船運業大舉進入沿海內河展開激烈競爭的無情局面（沿海航運僅以1866年福州口中國商船銳減事實為例，已由1861年的59艘減少到25艘；內河航運以1866年長江為例，美國旗昌輪船公司已經在長江航運業務中占據壟斷地位；沿海內河航運主權和利益盡失），迫使閩浙總督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上疏清廷，請求設立福州船政，制造、修理艦船，并培養制造、維修、駕駛艦船的航海人才。他在奏疏中說：“我國家建都于燕，津沽實為要鎮。自海上用兵以來，泰西各國火輪、兵輪直達天津，藩籬竟成虛設，星馳飆興，無足當之。”“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輪船成，則漕政興，軍政舉，商民之困紓，海關之稅旺，一時之費，數世之利也”。⑴ 左宗棠請求在福州海口羅星塔一帶，先行試辦，俟有成效，更為推廣行之。雖然清廷深知建立海軍將耗費億萬，國家長期戰亂之后民窮財盡，元氣大傷，實難籌措這筆巨額費用，但不堪回首的往事卻歷歷在目：道光二十年英國遠東派遣艦隊從珠江口北上闖入渤海，列陣白河口外向清廷進行武力要挾；道光廿一年英國艦隊連陷廣州、廈門、定海、鎮海、寧波；廿二年英國艦隊攻陷吳淞口、鎮江，列陣南京下關江面炫耀武力，威脅南京，并控制長江口和長江與京杭大運河交會點，造成漕運和航運中斷，扼住了帝國的命脈；咸豐六年、咸豐八年英法聯合艦隊兩度攻擊白河口大沽炮臺；咸豐九年英法聯合艦隊掩護聯軍從北塘登陸，控制了白河口，天津、北京先后不守。兩次鴉片戰爭皆因中國有海無防任由英法艦隊集中兵力攻占戰略要沖而失敗的慘痛事實，以及同治元年三月李鴻章新編練的淮軍7000人搭乘英國輪船從安慶下駛，闖過太平軍控制的南京江面迅速抵達上海，兩日內即大大加強了上海防御力量的成功軍事事例，都深深地刺激著清統治者，清廷遂決定籌措經費在閩建立造船廠。同治五年（1866）六月初三日軍機處發出上諭，允準左宗棠所請——“均著照議辦理。”強調“必須盡悉洋人制造、駕駛之法”⑵ 福州船政當年九月就在福州馬尾港三歧山下破土動工了。

奉旨后，他立即和候補道員胡光墉開始計劃籌備船政建設，訂立船政發展方針，親到馬江踏勘廠址。不久朝旨又下，左宗棠移任陜甘總督圍剿回民軍。仍繼續兼顧福州船政事務。左宗棠一面具折舉薦正丁憂在籍的原江西巡撫福建侯官人沈葆楨為總理福州船政大臣，一面與法國人日意格等加緊籌劃商討，積極建造船廠，開辦船政學堂，延聘英法教師。后清廷再發上諭，特簡沈葆楨總理福州船政大臣，專責船政，得以“專奏請旨”。同治六年（1867）六月十七日沈葆楨到任，即遴選得力人員組建船政機構，按照左宗棠的“包制包教”方針（定議之初，即先已訂明教習造船，即兼教習駕駛，船成即令隨同出洋周歷各海口），以左宗棠的私人關系聘法國人日意格為監督、德克碑為副監督，主持造船、管理，并代雇所需之法國工程技術人員。合同規定日意格等五年內包制12艘艦船，包教中國員工一應應學應會的技術，并指導中國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完成仿制艦船4艘，以及出海實習指導。合同還規定了16艘艦船建造經費共300萬兩（估價）以及較為合理的法國師匠的薪酬。顯然，這是一個“包制—仿制—自制，造船與培養人才并舉”的正確的船政發展方針。沈葆楨到任當日即強調：“船政根本在于學堂。”⑶ 即在于培養年輕的艦船制造、駕駛人才。由于左宗棠制定了正確的船政發展方針，又舉薦了得力的船政大臣人選，福州船政成立初期的建設和發展就有了基本的保障。

福州船政初期的經費按照清廷的命令由福建海關并福建稅厘局予以保證，后者僅解款一年（共24萬兩）即停止，由造船經費變為養船經費，并入臺防經費，不由船政造報。閩海關承擔了初期建廠費用40萬兩和每年經費60萬兩，福州船政即在這樣有限的財力支撐下興辦起來了。財力雖然窘迫，不敷所需甚巨，畢竟此數目大致尚有保障，加以極力撙節用度，因陋就簡，就急推緩，集中財力使用，到同治七年（1868）七月，船廠、學堂大體建成，求是堂藝局遷入新址，分前、后船政學堂開課。

造船于同治六年（1867）即已開工，同治八年五月，第一艘輪船“萬年清”號下水，同月，第一艘軍艦“湄云”號亦下水。至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福州船政的員工學生已掌握了設計制造艦船的技術和工藝，十二月，遣散法國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至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共建成艦船15 艘，其中后三艘是在法國技術人員指導下由船政員工自己設計制造和管理的。前19艘都是木質蒸汽風帆雙重動力艦船，只有“揚武”號排水量達到了1500噸，其余為數百噸和1200噸左右的艦船。從第20艘“威遠”號才開始有了鐵脅，機器亦有較大的進步。至光緒十年（1884）共造出25艘艦船，最大一艘“開濟”號排水量2200噸。從光緒六年（1880）起福建海關撥款開始出現欠缺，福州船政雖然裁員縮減開支，仍不能不影響造船的速度和質量。光緒十年（1884）馬尾海戰結束后，福州船政開始走向衰落，至辛亥革命前，只造了15艘小型艦船（排水量多為數百噸），經費日益艱窘的局面終于難以逆轉，到清王朝覆亡時，它已經奄奄一息了。

二

福州船政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順利發展起來，首要原因是國防需要，其次是建立的船政發展方針正確，基本經費地方海關尚可籌措，倡導發起人威望地位極高，特簡總理福州船政大臣得人，一任八年，得專責船政，可以“專奏請旨”，沒有一柄兩操或地方大員掣肘之患。此外，還有一個重要歷史原因，即這一時期世界海軍的發展正由風帆輪機木質前裝滑膛炮戰艦向風帆輪機裝甲后裝線膛炮戰艦過渡，左宗棠1866年春夏醞釀提出建立船政創辦近代海軍，恰逢其會，剛好契入世界海軍發展的這個歷史性的轉折點，于是初期的福州船政在一個不算太低的起點順利發展起來了，中國的近代海軍雛形在十幾年間就形成了。如果當時中國其他內部發展條件都已具備，中國海軍與世界海軍強國二百年的發展差距很有可能在三四十年里顯著縮小。盡管當時中國社會發展的落后狀況決定了這只能是個夢想，但中國的近代海軍基礎畢竟還是因此舉建起來了。今天的人民海軍也正是在這一歷史基礎之上建立成長起來的。

福州船政衰落的歷史因素則十分復雜，衰落的直接起因是甲申（1884）中法馬尾海戰福建水師全軍覆沒的后果和影響。這次海戰中國福建水師九艘木質戰艦不旋踵間都被法國遠東艦隊炮火轟成了碎片，另兩艘逃離戰場后也被迫自行鑿沉。中法馬尾海戰簡直是30年前俄土錫諾普海戰的翻版！無論是海戰的方式、結果，還是勝利者任意射殺漂游在水中的殘存者和轟擊港口設施的殘忍。此戰中國福建水師的失敗固然有強敵當前清廷不準備戰和法軍先發制人的人為因素，但主要原因是雙方艦隊實力對比強弱懸殊，閩海危機持續四十余日竟得不到北洋、南洋艦隊的任何支援。既然讓法國艦隊進了口內，即使有備，也只不過是增大一些法國艦隊的損失而已，失敗的結局是難以改變的。英法自1854年克里木戰爭前就不再制造木殼戰艦，開始制造木體鐵甲艦船，1860年以后英法制造大型戰艦已不得不放棄木體（木體不堪艦身長大的巨大張力和厚厚的鐵甲的重負），從此專造鐵甲艦和后來的鋼甲艦了。戰列艦排水量已達萬噸以上。一些木殼老艦（風帆輪機螺旋槳推進）仍在服役，但它們的排水量一般都在2000噸以上。中國的戰艦不僅噸位小，皆系木質，火炮也落后，更無速射炮。旗艦“揚武”號最大，排水量也只有1500噸而已，火炮還是英法海軍早已淘汰了的前裝滑膛炮（可能和馬尾炮臺裝備的那種50年代的瓶子形達爾格雷恩式海軍前裝滑膛炮一樣）。11艘戰艦均無鐵脅，鋼殼，更無裝甲。這些福州船政初期學習建造的英法50年代初期水平（木殼、輪機、螺旋槳推進）的小型戰艦，此時原只適宜作近海內河巡防緝私艦船和海軍學校學生實習、新編練海軍官兵練習的練習艦，其不任大規模海戰是必然的。福州船政是在制造這些艦船的過程中學習積累了制造駕駛海軍艦船的知識、技能和經驗的，有了這一基礎，中國以后才有可能發展一點真正的近代海軍力量。

但是不了解世界海軍歷史和發展大勢又缺乏運動發展觀點的清廷卻由此戰得出了完全悲觀的結論，認為福州船政制造艦船十幾年，所造戰艦竟不堪一擊，毫不足恃。光緒十一年（1885）九月清廷命令海軍將福州船政制造的艦船酌量停駛、裁撤。清廷還下詔大量裁汰福州船政人員。名義上是為了節流，以補艦隊餉需之不足，但顯然這不是朝廷的真實目的，因為就在這年六月，中法戰爭甫停之時，清廷下詔書宣布大規模修繕北海、中海、南海，工程立即開工，三百多萬兩白銀的花費僅僅為了滿足慈禧太后游觀之需；三年后清廷又下詔為慈禧太后頤養祝嘏修建頤和園，耗費高達3000萬兩之巨。1885年清廷還再次作出決定第二次向西方購買4艘中小型裝甲巡洋艦。可見清廷裁抑福州船政不是財力不足以維持海軍日常餉需的困難，而是真實地反映了清廷對福州船政的巨大失望和強烈不滿。清廷遂決定今后海軍建設方針由造船育才為主、買船為輔改為以購買西方鐵甲船為主，“先從北洋精練水師一枝，以為之倡”。⑷ 這就是說清廷看到甲申之役已初步建成的四枝艦隊皆不足恃，不肯努力加快艦船制造速度以重建福建水師，繼續加強南洋、粵洋水師了，而要集中財力向西方購買鐵甲艦船加強北洋水師，先固北洋門戶，屏蔽京畿要緊。海軍建設方針的這一根本性轉變，直接決定了福州船政從此日益陵替的可悲命運。

先是清廷因日本吞并琉球再度感覺到了來自海洋的威脅，顯然那時就已經認為以造艦育才為主發展海軍緩不濟急了。李鴻章于1879年7月致函駐德國公使李鳳苞云：“日本恃有鐵甲，肆意妄為，先向琉球阻貢，旋即吞滅其國，改為沖繩縣……論者恐其坐大，漸有窺伺臺灣、高麗之意，中國須亟購鐵甲數只，伐謀制敵。現奉旨，飭購辦。”⑸ 李鴻章通過多種途徑籌措了380萬兩白銀，向德國訂購排水量7300噸裝甲艦兩艘，2300噸裝甲艦一艘。中法戰爭中，閩海局勢緊張，“三鐵甲”尚未交付中國，而各擁有十幾艘自造和購買的木質或鐵脅木殼戰艦的三大艦隊，除粵洋水師派了幾艘軍艦到閩江口外，南、北洋水師雖有嚴旨一再催促，只是一再以實力不敵，守口力量尚且不足拒不馳援,待到朝廷下旨痛責“實在可惡”方才赴援，福建水師已經不復存在了。清廷又一次大受震動刺激，于1885年再度決定購買排水量兩千多噸的裝甲艦4 艘。1888年北洋水師終于成軍。清廷因日本吞并琉球的威脅和甲申馬尾海戰喪師的打擊，改變了以造船育人為主，購買艦船為輔的建設海軍的方針，主要依靠購買艦船應急建立艦隊。

海軍建設最費金錢，最倚仗國力，最離不開先進的工業和科學技術。清廷欲建設足恃的近代海軍，唯一正確的道路是積極發展工商業和近代科學教育，同時執行造船育才為主，買船引進人才為輔的發展海軍的方針。以買船為主緊急擴大海軍只是國家在非常時期迫不得已采取的應急措施。可惜清廷見不及此，不肯務本大力發展實業和近代教育，只肯逐末搞點洋務運動，但若能夠繼續執行原有方針建設海軍，積以時日，也還是能夠打下一點基礎，逐步建立起一枝有限的海防力量的。遺憾的是清廷未能克始克終。在國家突然面臨巨大危險之時，緊急購買一些尚不能建造的船艦加強艦隊保障國家安全，這本無可厚非，問題是清廷竟廢棄了原有的發展海軍的正確方針，把買艦建軍作為長期營建海軍的方針，嚴重影響了本國正常的海軍建設。任何大國都不能主要依靠購買外國戰艦來長期維系一枝強大的海上力量的，這既不現實，又潛伏著巨大的危險。

福州船政是清晚期中國最大的制造艦船的基地，技術設備較先進，人才濟濟，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正是船政發展的關鍵時期，僅依靠福建地方海關每年解款已不能保障設計生產急需的中小型鐵脅木殼戰艦、鐵殼鐵甲戰艦（更何況1980年起福建海關解款開始出現欠缺，維持生產已感困難），此時正需要清廷中央財政大力支持海軍建設。如果戶部從光緒元年（1875）每年撥出200萬兩白銀加強船政，20 年后的那場第一次中日戰爭完全可以避免。因為到1894年中國海軍不僅擁有購買來的兩艘大型裝甲巡洋艦和五艘中小型裝甲巡洋艦，還會擁有六十艘以上國產中小型巡洋艦，其中鐵質、鋼質裝甲巡洋艦不會少于30艘（材料、輪機向西方國家購買）。真正建成皆可在大洋馳逐作戰的北洋、南洋、粵洋三支公海艦隊。以日本那時的國力在同期的海軍軍備競賽中不會取得對中國的優勢，甚至難以達到均勢。

有人會問：難道當時中國有這個財力嗎？筆者的回答當然是肯定的。

太平天國革命爆發后，清政府每年軍費新增兩千多萬兩，幾乎沒有著落。因為清政府的財政收入的主項早已成為定制，無法再增加。辦捐納的所得有限，且令人痛恨，也不能辦得次數太多。清政府除了加征工商稅外，已沒有其他出路。1853年開始在部分行省加征厘金稅（通過稅、生產稅、營業稅），到同治元年（1862）已經擴展到全國。厘金稅遂成為中央和地方歲入的一大財源。1854年起，清政府開始正式向對外貿易征收關稅，關稅遂成為中央和地方歲入的又一大財源。到同治末年，清政府的歲入已經達到6000余萬兩，幾乎為道光以前中央歲入的兩倍。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后，每年的巨大軍費支出壓力不存在了，因此清政府的其他支出都增加了。光緒初年中央歲入達到了8000萬兩，光緒七年（1881）更達到了8230多萬兩，當年戶部盈余400多萬兩。清朝康雍乾盛世時期中央歲入大大增加，也只達到3000多萬兩，直到太平天國革命爆發前，一直穩定在不到4000萬兩的水平上。是太平天國革命打破了清朝財政近二百年的固定格局，傳統的財政制度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正像當時政治和軍事領域發生的諸多變化一樣。所以，從光緒元年起清廷完全有能力每年撥出200萬兩專款加強福州船政的造船能力，提高它的產品的質量和數量，這決非無根據的妄語。清廷在同治年間和光緒初年仍有頻繁的軍事行動：鎮壓捻軍、黑旗軍、回民軍和得到英國、俄國積極支持的入侵新疆的阿古柏侵略勢力，每年軍費支出數額仍舊很可觀。清廷由于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年年增加，在采取這些大規模軍事行動特別是耗費極大的遠征新疆入侵勢力時，都十分迅速、果斷。1879年琉球被日本吞并，清廷感覺到了來自日本的海上威脅，又果斷地作出了向西方國家購買兩艘大型裝甲巡洋艦的決策。事實說明清廷如果從辦福州船政開始即真正認同左宗棠制定的“包制—仿制—自制，造船育人并舉”的方針，認清這一方針對發展中國近代海軍的重大意義，它完全有能力以中央財力加強福州船政的。

甲申中法馬江海戰福建水師的覆滅沒有使清統治者得出必須加快海軍建設，迅速完成由木質戰艦向鐵質、鋼質裝甲戰艦的過渡，大批建造中小型裝甲巡洋艦的結論，卻使他們完全喪失了發展本國造艦能力的信心，以至完全扭轉了國家建設海軍的方針。清統治者的昏聵，思維能力的平庸，認識的片面、偏激，貽誤了福州船政、中國海軍以及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

甲申之役后清廷改變發展海軍的方針，企圖倚靠購買西方鐵甲艦船“先從北洋精練水師一枝，以為之倡”，“俟力漸充，就一化三”，即再施及南洋、粵洋水師，走捷徑建設海軍。中國近代海軍因此果真迅速發展起來了嗎？令人遺憾的是連清廷首先精練的北洋水師事實上也中途停止了發展。雖然1888年《北洋水師章程》的制定標志著北洋水師正式成軍，但是僅有定遠、鎮遠兩艘大型裝甲巡洋艦和經遠等5艘排水量均不足3000噸的中小型裝甲巡洋艦可以出口到公海大洋馳逐作戰，其余艦船都只能在近海巡防守口而已，艦隊實力實則不足以成一軍，難以既要守御渤海口，同時又要掩護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和朝鮮半島西海岸。從1888年起，清廷再未籌措過專款為北洋水師添購一艘軍艦或一尊新式艦炮，這種非正常的狀態直至北洋艦隊覆滅也沒有能夠改變。甚至海軍常年經費—海防經費（從1874年朝廷因日本侵臺事件設立起一直是有名無實）每年名義上撥給北洋水師維持艦隊活動的200萬兩銀子（南洋水師、粵洋水師每年共200萬兩），也一直根本不能保障，所得之數與應撥之數相距懸殊，光緒初年（1875—1880）每年只有30余萬兩；光緒十一年成立海軍衙門后，各省海關所解海防經費統交海軍衙門，地方“協款”有了“京款”性質，情況方好轉一些，北洋水師最多也只能得到每年一百二三十萬兩（南洋水師和粵洋水師一共每年才60 萬兩）。一支艦隊維持經費都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又何談發展壯大！

首先作示范精練的北洋水師尚且經費艱窘如此，購艦建軍亦中途停止，南洋水師、粵洋水師、福州船政更何所望焉！其絕望之處境已不待凝神而可知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清廷倚靠購買戰艦發展海軍的方針僅僅執行了數年就中道廢止了呢？論者皆注意到了李鴻章于光緒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復奏海軍統將折》中的一段話：“詳考各國刊行海軍冊籍，內載日本新舊快船，相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緒十五年后，分年購、造。最快者每點鐘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訂購在先，當時西人船機之學尚未精造至此，僅每電鐘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為極速。今則至二十余海里矣。近年部議停購船械，自光緒十四年后，我軍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將領屢求添購新式快船，臣仰體時艱款絀，未敢奏咨瀆請，臣當躬任其咎。”⑹ 李鴻章奏稱所以未敢“奏咨瀆請”的原因是“仰體時艱款絀”，“時艱款絀”即指光緒十四年清廷耗費三千萬兩白銀開始大興頤和園工程，工程用款不足，百般設法籌款的艱窘局面。有的論者還認為清廷修建頤和園挪用了大筆海軍軍費,所謂大筆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的說法已經查明沒有事實依據，本文不再討論，但是李鴻章說的“時艱款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的真實狀況。當時三海大工程未竟，光緒帝大婚大禮方新，一千萬兩白銀花費剛剛勉強支應過去，三千萬兩工程費用又重重壓在頭上，國家支出確是感到緊張。所以李鴻章以此作為當時他沒有奏請添購新式船械的因由。但是必須指出，這決不是李鴻章心中認為的清廷停止執行倚靠購艦建設海軍的方針，一誤再誤海軍的主要原因。首先，修建頤和園的款項，清廷財政基本上有能力支應。甲午戰爭后工程進入高峰，戶部每年從全國鴉片生產（國內每年生產約33萬擔）稅厘收入2000萬兩中撥三成即600多萬兩用于頤和園工程開支。其次，光緒五年（1879）西北大規模用兵結束后，清廷仍長期維持著高額的國防開支。常年京師和各地八旗駐防軍隊、各省地方軍隊軍費不少于3200萬兩，此時又加上海軍軍費實際支出每年200多萬兩，甘肅、新疆每年軍費480萬兩，光緒六年起每年撥東北邊防經費200萬兩，從十一年（1885）起增至300萬兩（從海軍衙門每年收入的290 萬兩海防經費中撥給東北100萬兩），即1885年后清廷每年軍費開支高達4200萬兩以上。每年如此大的軍費支出，用于海軍的支出尚不足二十分之一，這表明清政府僅每年的軍費支出就有足夠的能力大力加強福州船政的艦船生產能力，并逐年少量購買一時尚不能生產又為海軍所必須的大型鐵甲戰艦，這只要稍微合理地調整一下國防經費陸、海軍軍費分配的比例就足以辦到。三海工程、光緒帝大婚、頤和園修建工程的巨大開支固然把以建設海軍的名義搜括來的錢存入外國銀行的息銀吞噬掉了，這筆錢最終也沒能在最需要它的時候用于購買鐵甲艦，但是數目并不大，影響海軍建設不是很嚴重。福州船政國產戰艦生產能力受到嚴重損害的主要原因是清政府發展海軍的方針突然改變，而倚靠購買鐵甲戰艦發展海軍的新方針中途停止，執行則是光緒十一年（1885）后國防經費陸海軍軍費支出比例嚴重失衡所致，而國防經費陸海軍軍費分配比例嚴重失衡則只能是清廷的國防戰略方針的錯誤改變所致，因為只有國防戰略方針才能影響、決定國家的軍費的流向。

所以李鴻章在奏折中只能說“臣仰體時艱款絀，未敢奏咨瀆請”，決不言及國防戰略決策失誤，只有如此才能請罪說“臣當躬任其咎”，實際卻不任其咎；否則，責任就追到了皇帝、太后和自己的頭上，就不能不獨任其咎了。我們不能只看李鴻章奏章文字的表面意義，卻看不到其文字后面用心之深曲，如果我們不能把握光緒五年至二十年這十五年的歷史，不深入研究歷史，不僅不能讀懂這一則史料，反而必被它所誤。

光緒五年至二十年（1879—1894），清政府的國防戰略方針由聯俄防日轉變為聯日防俄。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中國朝野震動。李鴻章和清廷認識到日本決不會停止其擴張勢頭，朝鮮當是日本的下一個吞并的目標。遂決定購買大型鐵甲艦，立即建立一枝有威懾力的艦隊，同時幫助朝鮮迅速與西方各國建交，并密切注視日本動向和朝鮮半島的局勢，李鴻章更采取聯俄拒日政策保護朝鮮。1884年中法戰爭福建水師的覆滅使清廷改變了發展海軍的方針，加快了倚靠購買鐵甲艦成軍的速度。日本圖謀吞并朝鮮的野心終于受到有力的抑制。日本在朝鮮“壬午事變”和“甲申事變”中皆受挫，認識到自己的軍備水平尚不足以與中國爭鋒，于是一面加緊擴充軍備，一面外示聯合，以甘言愉色麻痹清政府。1885年5月中日天津談判后，清政府認為來自日本的威脅消除了，而德國人穆麟德勾結俄國駐日公使館參贊煽動脅迫朝鮮政府請求俄國保護，并請俄國軍官訓練朝鮮軍隊一事以及韓王派員赴俄商談俄韓密約的傳聞，使清政府由聯俄拒日保韓一變為聯日拒俄保韓。防日保韓國防戰略方針已為防俄保韓國防戰略方針所取代。慈禧太后1886年受到英國和日本駐韓外交官的挑撥和欺騙，甚至命令李鴻章“先以整軍備俄為主，李鴻章務將調兵事宜趕緊預籌，為朝發夕至之計。”⑺ 1887年俄國決定修建西伯利亞大鐵路的消息傳出，清政府決定搶修由北京到吉林琿春的關東戰略鐵路，并且立即全力以赴開工，為此戶部每年撥款200萬兩白銀。慈禧太后和醇親王認為每年撥款太少，筑路進度（每年200里）太慢，曾計劃大舉借外債3000萬兩加快進度。至甲午戰爭爆發，關東鐵路修成將近一半，白白花費了1400萬兩銀子。朝廷僅在甘肅新疆和東北每年就不惜以近一千萬兩白銀作軍費保持對俄國軍事戒備，為此每年都從海軍衙門僅有的290萬兩年度海防經費中提走100萬兩作為東北三省練餉的追加部分，致使海軍連維持這三支艦隊都十分困難了。

先是發展海軍方針的改變，緊接著又是國防戰略方針的長期轉變，迫使中國近代海軍和福州船政不得不長期處于經費極端艱窘的境地，而后者的處境尤其更加絕望。清廷于和平時期每年軍費維持在4200萬兩高水平上，已占國家歲入的一半，不可以說不重視國防建設，只可惜都被昏庸地虛擲了。只要清廷每年能夠撥給福州船政200萬兩銀子予以加強，長期切實執行以造艦為主、買艦為輔的發展海軍的方針，逐年推進中國近代海軍建設，中國近代海軍不僅不會甫具規模即遭摧抑打擊，幾至蕩然無存，甚至會有一番作為的，至少能夠使中國避免甲午之厄。幾乎沒有經營海洋，控制、利用海洋意識的清政府，其國防戰略必然只能是以大陸塞防為重的失敗戰略，它不可能有效地建立起一枝可恃的海上力量，不可能把國土防御推進到海上。即使當時每年花費比4200萬兩再多一倍的陸軍軍費，清帝國也避免不了甲午戰敗的命運。這一切僅從當年清政府不能建立、執行一個正確的發展海軍的方針就能夠看得清清楚楚了。

光緒二十年七月七日（1894年8月7 日），中日宣戰后第七天，清廷終于發現了十年聯日防俄的戰略錯誤貽誤了購艦建設海軍，致使海軍沒有作好對日作戰的準備，特發布上諭：“諭軍機大臣等：自光緒十年越南用兵之后，創辦海軍已及十載，所有購船、制械、選將、練兵諸事，均李鴻章一手經理。乃日人自上次朝鮮變亂，經我軍勘定，該軍志挫而歸，從此蓄謀報復，加意練兵，此次突犯朝鮮，一切兵備居然可恃。而我之海軍，船械不足，訓練無實。李鴻章未能遠慮及此，預為防范，疏慢之咎，實所難辭。現在添購快船，，已屬補牢之計，究竟何時可到，能否趕及此次戰事，足備進攻之用，著李鴻章迅即奏覆。因思海軍為國家第一要務，此后必須破除常格，一意專營。該大臣熟悉中外情形，于茲事久經體察，應如何擴充辦理，總成大軍可以出洋攻戰，計需購船械若干，應分幾年購辦，如何仿照西法慎選將才，精求訓練，均著李鴻章通籌熟計，詳晰陳明，候旨速辦。”⑻ 盡管清政府為緊急購買艦船大舉借債，但是西方國家的戰艦不是緩不濟急，就是故意延宕，甚至以次充好，乘火打劫，勒索高價。即使能夠及時買到幾艘破舊軍艦，由于福州船政已經處于萎縮狀態十年了，沒有培養出足夠數量合格的各種海軍預備人才，即使軍艦買來了，既無足夠的海軍專業人員，又缺少必要的訓練，仍然構不成戰斗力。

光緒皇帝的反省能夠認識到建立一支近代海軍是國家的第一要務，這表明他已經開始具有一定的海權意識。這是以高昂代價換來的思想意識上的重大轉變和進步。但這次反省只限于悔恨沒有認清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來自日本，偏重塞防忽視了海防，沒有堅持執行以購買西方艦船為主發展海軍的方針，顯然，這樣的反省并沒有切中肯綮，而且皇帝還把責任一股腦地推給了李鴻章（當然也沒有認真責罰他，反而在上諭中表示對李鴻章倚畀更深了）。李鴻章本人的反省則仍未涉及到海權意識，也未見言及對自己由最大“聯俄防日”論者一變為最大“聯日防俄”論者貽誤國家甚深的自責與悔恨，李鴻章至死一直只是痛悔甲午之前沒有多買一些西方艦船，每與人言之，涕泗交垂而已。

已經初步具有海權意識的光緒皇帝在甲午戰爭后其反省仍在深化。光緒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開始重建北洋水師，一面向英、德訂購五艘巡洋艦、一艘驅逐艦、四艘魚雷艇，一面下令整頓福州船政，籌備自造兵輪，保證其經費。光緒二十四年（1898）六月十一日，光緒皇帝發布上諭：“各省如數撥解福建船廠經費。國家講求武備，非添設海軍，籌造兵輪無以為自強之計。”⑼ 六月二十三日，再發布上諭命南、北洋大臣及沿海、沿江各將軍、督撫一體實力籌辦增設水師學堂等事宜。同月，福州將軍兼管船政大臣裕祿奏稱：船政所需款項較巨，必須于常年經費外另籌款項，按年撥解，需銀一百八十八萬兩。光緒皇帝準其奏。經過一番討論，由各方分認如下：直隸二十萬兩，奉天五萬兩，吉林五萬兩，江蘇二十五萬兩，安徽五萬兩，江西八萬兩，福建十萬兩，浙江八萬兩，湖南十萬兩，湖北十五萬兩，河南五萬兩，山東五萬兩，山西五萬兩，四川十萬兩，陜西五萬兩，甘肅五萬兩；又從出使經費撥三十萬兩，淮鹽督銷局認十二萬兩。八月初，詔令各省如數撥解。可惜幾天后，戊戌變法失敗。九月清廷命所有前擬造各船，著暫緩購料興工，俟前項經費積有成效，再行諭旨飭遵。不久慈禧太后下懿旨，強調“練兵為第一要務”，命令練兵經費不足之數由各省撥解福建船政經費項下動用。光緒皇帝重振福州船政，重新確立造船育人為主、買船為輔發展海軍方針的努力就這樣因慈禧太后第二次政變成功化為了泡影，重建北洋水師的努力也被迫中斷了。福州船政從此每況愈下，至辛亥革命前只造了一艘排水量830噸的驅逐艦、一艘小艇、一艘商船而已，可謂奄奄一息了。

甲午戰爭后清政府在原有每年軍費支出4000萬兩的基礎上又增加編練新軍軍費1000萬兩。軍費龐大到占了國家歲入的一半，以慈禧太后為首的統治集團仍不能容忍光緒皇帝每年另外籌集188萬兩銀子支持福州船政制造新式艦船和培養各類海軍人才，重新振興海軍的努力，必破壞之方甘心。清廷之毫無海權意識，大敗之后仍不肯汲取更改左宗棠制定的發展海軍的方針，導致海軍建設受到嚴重損害的教訓，令人扼腕長嘆。

三

清晚期對福州船政的評價并不高。左宗棠在船政創議之時就預計到“非常之舉，謗議易興”。“始則憂其無成，繼則議其多費，或更譏其失體，皆意中必有之事”。左宗棠不幸而言中。福州船政剛成立就遭到一些大臣的猛烈攻擊，經左宗棠力爭，才免遭夭折。甚至繼任船政大臣中也有人加入到攻擊者行列，竟上疏說舉辦船政“經費虛糜” ，請收束船政。對船政的攻擊、阻撓反映了統治集團中大多數人皆無海權意識，不懂得船政為海防之本，更不知道當時世界海軍發展大勢為中國發展近代海軍提供了一個歷史的契機，不懂得左宗棠為發展船政和近代海軍制定的方針的客觀正確性，也不懂得近代海軍應如何成軍，海軍在一個海岸線與國境線幾乎等長的國家的國防戰略中究竟應該占據怎樣的位置。這就是清廷在馬江海戰后錯誤評價福州船政，廢改左宗棠發展船政和中國近代海軍方針的原因，這就是福州船政和中國近代海軍成為悲劇的所在。

日本成功發展海軍走的就是造艦育人為主、購買戰艦為輔，由仿造到自造的路子。直到1889年，日本還在制造性能較好的木質戰艦，作為艦隊的運輸艦、練習艦、岸防艦、通報艦、勤務艦等輔助艦只。例如，1889年建成的通報艦八重山號，即鐵脅木殼，排水量2400噸，參加了第一次中日戰爭。在這同時，日本人已經能夠制造鐵甲戰艦，正在積極模仿制造中型鋼甲巡洋艦，如橋立號（仿從法國購進的“三景艦”，材料靠進口），19世紀90年代初，日本自己設計制造了排水量達3100多噸的裝甲巡洋艦秋津洲號，而且趕上了甲午戰爭。20世紀初聯合艦隊的全部6艘前無畏級戰列艦，1909—1912年陸續開工的6艘無畏級戰列艦還不得不由英國人設計，在英國定造，但到第一次大戰爆發前夕，日本就開始自己設計制造前無畏級戰列艦了。1920年日本已經能夠開工建造近4萬噸級的無畏級戰列艦，跨入了與英美海軍角逐爭雄的時代。當然，造成中日兩國海軍發展巨大差距的原因除了海權意識和海軍發展方針的因素，還有綜合國力的因素。日本雖然國土狹小，資源十分貧乏，但是明治維新后教育、科學技術、社會生產力日益進步提高，甲午戰爭前日本陸海軍軍備水平均超過了中國，戰爭費準備了一億二千萬兩白銀，中國則只能準備一千多萬兩。

從19世紀9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世界海軍進入了大發展時期，無線電通信技術、無煙火藥、特種鋼材、艦炮射擊指揮儀、蒸汽渦輪機、潛艇、柴油機、飛機相繼應用于海軍，海軍戰艦實現了質的飛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無畏級戰列艦已經具有了現代戰艦的許多特點，但造價亦達到1500萬至3000萬美元之巨。日本海軍跟上了時代的步伐，逐步發展成世界第三海軍大國；中國艦船生產在19世紀80年代中期即開始萎縮，十年后靠購買建立的海軍主力亦覆滅，即使不出現清末財政大變局，也再無國力去購買一千萬兩至四千萬兩銀子一艘的前無畏級戰列艦和無畏級戰列艦。清末重建海軍所能購買的幾艘輕巡洋艦，本來是福州船政應該能夠建造甚至可以批量建造的，此時的船政卻只能制造一兩艘幾百噸的舊式艦艇，中國從此不得不從世界海軍大國名單上消失了。

注釋：

⑴《海防檔乙福州船廠一》第7頁《總督收軍機處交出閩浙總督左宗棠折》。

⑵見上書第10頁《總督收軍機處交出同治五年六月三日上諭》。

⑶《沈文肅公政書》卷4《總理福建船政奏折》。

⑷《中國海軍史》第625頁。

⑸《李文忠公全集 朋僚函稿》卷18，《復李丹崖星使》。

⑹《李文忠公奏稿 》卷64，第14頁。

⑺《清實錄 德宗實錄》卷230，第10頁。

⑻《清實錄 德宗實錄》卷344，第9頁。

⑼《清末海軍史料》第9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