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晚期福州船政興衰淺議

19世紀中期的清帝國，已經進入封建社會末世，又經歷了西方殖民主義強國發動的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革命戰爭的打擊，雖然未至覆亡，亦已風雨飄搖，處于生死存亡之秋了。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發展起來的漢族地主政治集團和軍閥勢力的代表親睹了西方殖民者的堅船利炮的戰場威力，西方國家以其海上力量怎樣輕易地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國的市場，在驚呼西方近代海上力量這一系列出色表現之余，深感中國再不承弊易變，立即師夷長技，帝國恐怕只有滅亡一途了。60年代后期興起的洋務運動正是他們企圖挽回帝國頹勢的一次認真持久的努力。洋務運動的主旨是軍事自強，洋務派首領們關注的主要是建立近代軍事工業，因此起步即建立了以西法制造槍炮、彈藥、軍艦、用于軍事運輸的輪船的上海江南機器制造總局和以西法專門制造修理戰艦輪船、以近代科學技術培育艦船制造、輪機、駕駛人才的福州船政。

福州船政是中國近代海軍之基，無論從艦船制造和造船、航海人才培養上，它都無愧于這一榮譽和地位。福州船政自1866年開創，存在了83年，中法戰爭前是它的成長興盛期，中法戰爭后由于復雜的歷史原因，逐漸衰落下去，入民國后，已是茍延殘喘，再無大的作為了。本文擬將福州船政清末一段興衰歷史納入視野，試圖在清末這個廣闊復雜的歷史大背景和同期世界海軍發展大背景下多角度觀照它，審視它，以期能進一步認識、借鑒這一段歷史，誠能稍有補益于今日人民海軍之建設，則幸甚，幸甚。

一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6年后中國仍然有海無防、戰守無具可恃的現狀和西方船運業大舉進入沿海內河展開激烈競爭的無情局面（沿海航運僅以1866年福州口中國商船銳減事實為例，已由1861年的59艘減少到25艘；內河航運以1866年長江為例，美國旗昌輪船公司已經在長江航運業務中占據壟斷地位；沿海內河航運主權和利益盡失），迫使閩浙總督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上疏清廷，請求設立福州船政，制造、修理艦船，并培養制造、維修、駕駛艦船的航海人才。他在奏疏中說：“我國家建都于燕，津沽實為要鎮。自海上用兵以來，泰西各國火輪、兵輪直達天津，藩籬竟成虛設，星馳飆興，無足當之。”“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輪船成，則漕政興，軍政舉，商民之困紓，海關之稅旺，一時之費，數世之利也”。⑴ 左宗棠請求在福州海口羅星塔一帶，先行試辦，俟有成效，更為推廣行之。雖然清廷深知建立海軍將耗費億萬，國家長期戰亂之后民窮財盡，元氣大傷，實難籌措這筆巨額費用，但不堪回首的往事卻歷歷在目：道光二十年英國遠東派遣艦隊從珠江口北上闖入渤海，列陣白河口外向清廷進行武力要挾；道光廿一年英國艦隊連陷廣州、廈門、定海、鎮海、寧波；廿二年英國艦隊攻陷吳淞口、鎮江，列陣南京下關江面炫耀武力，威脅南京，并控制長江口和長江與京杭大運河交會點，造成漕運和航運中斷，扼住了帝國的命脈；咸豐六年、咸豐八年英法聯合艦隊兩度攻擊白河口大沽炮臺；咸豐九年英法聯合艦隊掩護聯軍從北塘登陸，控制了白河口，天津、北京先后不守。兩次鴉片戰爭皆因中國有海無防任由英法艦隊集中兵力攻占戰略要沖而失敗的慘痛事實，以及同治元年三月李鴻章新編練的淮軍7000人搭乘英國輪船從安慶下駛，闖過太平軍控制的南京江面迅速抵達上海，兩日內即大大加強了上海防御力量的成功軍事事例，都深深地刺激著清統治者，清廷遂決定籌措經費在閩建立造船廠。同治五年（1866）六月初三日軍機處發出上諭，允準左宗棠所請——“均著照議辦理。”強調“必須盡悉洋人制造、駕駛之法”⑵ 福州船政當年九月就在福州馬尾港三歧山下破土動工了。

奉旨后，他立即和候補道員胡光墉開始計劃籌備船政建設，訂立船政發展方針，親到馬江踏勘廠址。不久朝旨又下，左宗棠移任陜甘總督圍剿回民軍。仍繼續兼顧福州船政事務。左宗棠一面具折舉薦正丁憂在籍的原江西巡撫福建侯官人沈葆楨為總理福州船政大臣，一面與法國人日意格等加緊籌劃商討，積極建造船廠，開辦船政學堂，延聘英法教師。后清廷再發上諭，特簡沈葆楨總理福州船政大臣，專責船政，得以“專奏請旨”。同治六年（1867）六月十七日沈葆楨到任，即遴選得力人員組建船政機構，按照左宗棠的“包制包教”方針（定議之初，即先已訂明教習造船，即兼教習駕駛，船成即令隨同出洋周歷各海口），以左宗棠的私人關系聘法國人日意格為監督、德克碑為副監督，主持造船、管理，并代雇所需之法國工程技術人員。合同規定日意格等五年內包制12艘艦船，包教中國員工一應應學應會的技術，并指導中國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完成仿制艦船4艘，以及出海實習指導。合同還規定了16艘艦船建造經費共300萬兩（估價）以及較為合理的法國師匠的薪酬。顯然，這是一個“包制—仿制—自制，造船與培養人才并舉”的正確的船政發展方針。沈葆楨到任當日即強調：“船政根本在于學堂。”⑶ 即在于培養年輕的艦船制造、駕駛人才。由于左宗棠制定了正確的船政發展方針，又舉薦了得力的船政大臣人選，福州船政成立初期的建設和發展就有了基本的保障。

福州船政初期的經費按照清廷的命令由福建海關并福建稅厘局予以保證，后者僅解款一年（共24萬兩）即停止，由造船經費變為養船經費，并入臺防經費，不由船政造報。閩海關承擔了初期建廠費用40萬兩和每年經費60萬兩，福州船政即在這樣有限的財力支撐下興辦起來了。財力雖然窘迫，不敷所需甚巨，畢竟此數目大致尚有保障，加以極力撙節用度，因陋就簡，就急推緩，集中財力使用，到同治七年（1868）七月，船廠、學堂大體建成，求是堂藝局遷入新址，分前、后船政學堂開課。

造船于同治六年（1867）即已開工，同治八年五月，第一艘輪船“萬年清”號下水，同月，第一艘軍艦“湄云”號亦下水。至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福州船政的員工學生已掌握了設計制造艦船的技術和工藝，十二月，遣散法國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至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共建成艦船15 艘，其中后三艘是在法國技術人員指導下由船政員工自己設計制造和管理的。前19艘都是木質蒸汽風帆雙重動力艦船，只有“揚武”號排水量達到了1500噸，其余為數百噸和1200噸左右的艦船。從第20艘“威遠”號才開始有了鐵脅，機器亦有較大的進步。至光緒十年（1884）共造出25艘艦船，最大一艘“開濟”號排水量2200噸。從光緒六年（1880）起福建海關撥款開始出現欠缺，福州船政雖然裁員縮減開支，仍不能不影響造船的速度和質量。光緒十年（1884）馬尾海戰結束后，福州船政開始走向衰落，至辛亥革命前，只造了15艘小型艦船（排水量多為數百噸），經費日益艱窘的局面終于難以逆轉，到清王朝覆亡時，它已經奄奄一息了。

二

福州船政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順利發展起來，首要原因是國防需要，其次是建立的船政發展方針正確，基本經費地方海關尚可籌措，倡導發起人威望地位極高，特簡總理福州船政大臣得人，一任八年，得專責船政，可以“專奏請旨”，沒有一柄兩操或地方大員掣肘之患。此外，還有一個重要歷史原因，即這一時期世界海軍的發展正由風帆輪機木質前裝滑膛炮戰艦向風帆輪機裝甲后裝線膛炮戰艦過渡，左宗棠1866年春夏醞釀提出建立船政創辦近代海軍，恰逢其會，剛好契入世界海軍發展的這個歷史性的轉折點，于是初期的福州船政在一個不算太低的起點順利發展起來了，中國的近代海軍雛形在十幾年間就形成了。如果當時中國其他內部發展條件都已具備，中國海軍與世界海軍強國二百年的發展差距很有可能在三四十年里顯著縮小。盡管當時中國社會發展的落后狀況決定了這只能是個夢想，但中國的近代海軍基礎畢竟還是因此舉建起來了。今天的人民海軍也正是在這一歷史基礎之上建立成長起來的。

福州船政衰落的歷史因素則十分復雜，衰落的直接起因是甲申（1884）中法馬尾海戰福建水師全軍覆沒的后果和影響。這次海戰中國福建水師九艘木質戰艦不旋踵間都被法國遠東艦隊炮火轟成了碎片，另兩艘逃離戰場后也被迫自行鑿沉。中法馬尾海戰簡直是30年前俄土錫諾普海戰的翻版！無論是海戰的方式、結果，還是勝利者任意射殺漂游在水中的殘存者和轟擊港口設施的殘忍。此戰中國福建水師的失敗固然有強敵當前清廷不準備戰和法軍先發制人的人為因素，但主要原因是雙方艦隊實力對比強弱懸殊，閩海危機持續四十余日竟得不到北洋、南洋艦隊的任何支援。既然讓法國艦隊進了口內，即使有備，也只不過是增大一些法國艦隊的損失而已，失敗的結局是難以改變的。英法自1854年克里木戰爭前就不再制造木殼戰艦，開始制造木體鐵甲艦船，1860年以后英法制造大型戰艦已不得不放棄木體（木體不堪艦身長大的巨大張力和厚厚的鐵甲的重負），從此專造鐵甲艦和后來的鋼甲艦了。戰列艦排水量已達萬噸以上。一些木殼老艦（風帆輪機螺旋槳推進）仍在服役，但它們的排水量一般都在2000噸以上。中國的戰艦不僅噸位小，皆系木質，火炮也落后，更無速射炮。旗艦“揚武”號最大，排水量也只有1500噸而已，火炮還是英法海軍早已淘汰了的前裝滑膛炮（可能和馬尾炮臺裝備的那種50年代的瓶子形達爾格雷恩式海軍前裝滑膛炮一樣）。11艘戰艦均無鐵脅，鋼殼，更無裝甲。這些福州船政初期學習建造的英法50年代初期水平（木殼、輪機、螺旋槳推進）的小型戰艦，此時原只適宜作近海內河巡防緝私艦船和海軍學校學生實習、新編練海軍官兵練習的練習艦，其不任大規模海戰是必然的。福州船政是在制造這些艦船的過程中學習積累了制造駕駛海軍艦船的知識、技能和經驗的，有了這一基礎，中國以后才有可能發展一點真正的近代海軍力量。

但是不了解世界海軍歷史和發展大勢又缺乏運動發展觀點的清廷卻由此戰得出了完全悲觀的結論，認為福州船政制造艦船十幾年，所造戰艦竟不堪一擊，毫不足恃。光緒十一年（1885）九月清廷命令海軍將福州船政制造的艦船酌量停駛、裁撤。清廷還下詔大量裁汰福州船政人員。名義上是為了節流，以補艦隊餉需之不足，但顯然這不是朝廷的真實目的，因為就在這年六月，中法戰爭甫停之時，清廷下詔書宣布大規模修繕北海、中海、南海，工程立即開工，三百多萬兩白銀的花費僅僅為了滿足慈禧太后游觀之需；三年后清廷又下詔為慈禧太后頤養祝嘏修建頤和園，耗費高達3000萬兩之巨。1885年清廷還再次作出決定第二次向西方購買4艘中小型裝甲巡洋艦。可見清廷裁抑福州船政不是財力不足以維持海軍日常餉需的困難，而是真實地反映了清廷對福州船政的巨大失望和強烈不滿。清廷遂決定今后海軍建設方針由造船育才為主、買船為輔改為以購買西方鐵甲船為主，“先從北洋精練水師一枝，以為之倡”。⑷ 這就是說清廷看到甲申之役已初步建成的四枝艦隊皆不足恃，不肯努力加快艦船制造速度以重建福建水師，繼續加強南洋、粵洋水師了，而要集中財力向西方購買鐵甲艦船加強北洋水師，先固北洋門戶，屏蔽京畿要緊。海軍建設方針的這一根本性轉變，直接決定了福州船政從此日益陵替的可悲命運。

先是清廷因日本吞并琉球再度感覺到了來自海洋的威脅，顯然那時就已經認為以造艦育才為主發展海軍緩不濟急了。李鴻章于1879年7月致函駐德國公使李鳳苞云：“日本恃有鐵甲，肆意妄為，先向琉球阻貢，旋即吞滅其國，改為沖繩縣……論者恐其坐大，漸有窺伺臺灣、高麗之意，中國須亟購鐵甲數只，伐謀制敵。現奉旨，飭購辦。”⑸ 李鴻章通過多種途徑籌措了380萬兩白銀，向德國訂購排水量7300噸裝甲艦兩艘，2300噸裝甲艦一艘。中法戰爭中，閩海局勢緊張，“三鐵甲”尚未交付中國，而各擁有十幾艘自造和購買的木質或鐵脅木殼戰艦的三大艦隊，除粵洋水師派了幾艘軍艦到閩江口外，南、北洋水師雖有嚴旨一再催促，只是一再以實力不敵，守口力量尚且不足拒不馳援,待到朝廷下旨痛責“實在可惡”方才赴援，福建水師已經不復存在了。清廷又一次大受震動刺激，于1885年再度決定購買排水量兩千多噸的裝甲艦4 艘。1888年北洋水師終于成軍。清廷因日本吞并琉球的威脅和甲申馬尾海戰喪師的打擊，改變了以造船育人為主，購買艦船為輔的建設海軍的方針，主要依靠購買艦船應急建立艦隊。

海軍建設最費金錢，最倚仗國力，最離不開先進的工業和科學技術。清廷欲建設足恃的近代海軍，唯一正確的道路是積極發展工商業和近代科學教育，同時執行造船育才為主，買船引進人才為輔的發展海軍的方針。以買船為主緊急擴大海軍只是國家在非常時期迫不得已采取的應急措施。可惜清廷見不及此，不肯務本大力發展實業和近代教育，只肯逐末搞點洋務運動，但若能夠繼續執行原有方針建設海軍，積以時日，也還是能夠打下一點基礎，逐步建立起一枝有限的海防力量的。遺憾的是清廷未能克始克終。在國家突然面臨巨大危險之時，緊急購買一些尚不能建造的船艦加強艦隊保障國家安全，這本無可厚非，問題是清廷竟廢棄了原有的發展海軍的正確方針，把買艦建軍作為長期營建海軍的方針，嚴重影響了本國正常的海軍建設。任何大國都不能主要依靠購買外國戰艦來長期維系一枝強大的海上力量的，這既不現實，又潛伏著巨大的危險。

福州船政是清晚期中國最大的制造艦船的基地，技術設備較先進，人才濟濟，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正是船政發展的關鍵時期，僅依靠福建地方海關每年解款已不能保障設計生產急需的中小型鐵脅木殼戰艦、鐵殼鐵甲戰艦（更何況1980年起福建海關解款開始出現欠缺，維持生產已感困難），此時正需要清廷中央財政大力支持海軍建設。如果戶部從光緒元年（1875）每年撥出200萬兩白銀加強船政，20 年后的那場第一次中日戰爭完全可以避免。因為到1894年中國海軍不僅擁有購買來的兩艘大型裝甲巡洋艦和五艘中小型裝甲巡洋艦，還會擁有六十艘以上國產中小型巡洋艦，其中鐵質、鋼質裝甲巡洋艦不會少于30艘（材料、輪機向西方國家購買）。真正建成皆可在大洋馳逐作戰的北洋、南洋、粵洋三支公海艦隊。以日本那時的國力在同期的海軍軍備競賽中不會取得對中國的優勢，甚至難以達到均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