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鐵安全應立法更需“聯姻”法治化監管

“未來五年，我國高鐵營業里程要達到3萬公里，覆蓋80%以上的大城市。高速鐵路發展迅速，安全管理尤其重要?！比珖舜蟠?、武漢鐵路局局長汪亞平在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時建議，加快高速鐵路安全立法，從法律層面加強高鐵安全管理。(3月8日《新華社》)

眾所周知，高鐵管理部門行使安全監督權力和相應處罰，應該通過法律授權，依法行使監管職能，才能進行有效監管。解決高鐵安全的監管問題需從制度著手，將高鐵安全管理納入法治軌道，才能讓高鐵駛向法治社會的主方向。

正如汪亞平代表指出的那樣，應明確危及、破壞高鐵安全行為的責任追溯、懲戒標準，加大嚴厲懲戒的力度，形成有力震懾。同時，通過立法進一步明確各級地方政府對高鐵安全的聯防和監管責任，將高鐵安全納入治安綜合治理目標管理，健全鐵路與地方政府部門聯防與綜合治理機制。

當然這種聯防機制是建立在“有法可依”的基礎上，而不是憑借團體或個人意志進行處罰。雖說高鐵的發展以及運行速度讓大多數人都能體驗“陸地飛行”的感覺，但因高鐵安全法律的缺陷使得某些人“恣意妄為”。高鐵吸煙屢禁不止，因拍照、散步、燒荒、牧畜、燃放孔明燈、放飛風箏、扔石頭等逼停高鐵事件屢見不鮮。終其因，民眾的高鐵安全意識薄弱，以及無所顧忌的游走在法律的邊緣，這些都是高鐵安全欠缺法律保障的尷尬。

雖說新的《鐵路安全管理條例》用8章108條對鐵路質量安全、專用設備質量安全、線路安全、運營安全、監督檢查、法律責任等作出了明確而全面的規定，但該法針對高鐵的規定非常少。高鐵畢竟不同于普鐵，對其立法需要枝葉化，亦要經脈化。當是細中有細，精中藏精，編制一個適用于高鐵的法律網絡。

同樣，有法可依是前提，執法必嚴是手段，精確監管才是目的，現行《鐵路安全管理條例》對監督者問責的方法，僅見于第一百零四條的規定，即“鐵路監管部門及其工作人員不依照本條例履行職責，對負有責任的領導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規定過少并容易流于形式，形同虛設。為預防“監管失靈”就需要對相關部門監管權力的運行設置一套完善的制度，使鐵路監管法制化。

當然，采用法律手段更多是一種規勸，尤其是在高鐵應急方面依然要遵循以人為本的價值目標。有人說，“在法的諸多價值中，人的生命與自由位于最頂端，其他價值與之發生沖突的，高位階的價值優先于低位階的價值。”這也是鐵路應急救援中生命至上的基本原則。

只有在法治砌筑的“安全墻”內，個人安全以及高鐵安全才有進一步探討的意義，才能在旅途中怡然自得的欣賞窗外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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