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植夫：把敵軍工作做到對日作戰第一線

把敵軍工作做到對日作戰第一線

為了新四軍各支隊開赴敵后建立抗日根據地戰斗需要，林植夫又組織大家擬定了日語口號，如“繳槍不殺”、“優待俘虜”、“不搜俘虜腰包”、“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等，先到各團，在連隊中教戰士呼喊，以便在火線上使用。為了打破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林植夫深入連隊，講解有關日本的情況，以克服抗戰初期人們害怕日軍的心理，極大地鼓舞了我軍士氣。他還將敵工部的干部陸續派往各支隊任敵工科長、股長。

1938年6月，新四軍派出第1支隊老2團挺進江南。為了將瓦解敵軍政治工作做到戰斗第一線，軍政治部派陳超凡到1支隊老2團任敵工股長。他一到團里，就教戰士用日語喊話“繳槍不殺”、“過來優待”，還派人在日軍出沒經過的地方張貼日文反戰標語，并教育戰士：對待日軍俘虜要尊重人格，除了收繳他們攜帶的武器和軍用品外，不搜腰包，不打罵……別看這只是一句話、一張紙，這些政治攻勢也是新四軍對日軍的無形槍彈，一到前線，它就能動搖日軍軍心。如1938年8月23日老2團在江蘇丹陽珥陵鎮伏擊日軍這次戰斗。當時日軍第一中隊40多人突然遭到新四軍老2團伏擊，日軍士兵香河正男在慌亂逃跑之中也想到自殺。但他突然聽到日語喊話“新四軍不殺俘虜”，遲疑中他被追上來的新四軍戰士打倒做了俘虜。新四軍戰士用小推車把他送到團部。當他聽到我軍干部用一口流利的日語告訴他“新四軍對放下武器的日軍士兵一律不殺，不愿意留下的還可以發路費放他回去”時，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到我們的新四軍干部上衣口袋插了支鋼筆，聽說還是日本留學生時，他十分驚訝。新四軍敵工干部說話面帶微笑，還尊重他們的人格，不像是教官講的“支那野蠻人”。戰俘雖然驚魂未定，但被俘時的第一印象使日軍士兵的心一下子放松了許多。

寬待俘虜 改造戰俘

新四軍政治部借住在農民家里，日軍戰俘的住處緊靠著敵工部長林植夫的住房。日軍戰俘處處感受到新四軍這支部隊軍民一致、官兵一致、軍紀嚴明、政治文明。林植夫經常找他們談話，問起他們的家庭、父母，說明這場戰爭日本一定會失敗、中國必將勝利的道理，并請他們給日本家中寫信。香河正男怕信被日軍拆閱，林植夫說“絕對保證不出問題”。家信由軍敵工部交給香港來的陳先生帶到香港后，用航空信寄往日本。家人果然得到了他們健在的信息，他們心靈受到一次震撼。

香河正男還清楚記得，在軍部林植夫還請別的精通日語的人對他們談話教育。這其中有日本明治大學留學生、后任新四軍第1師敵工部長的陳超凡，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生謝鎮軍，日本明治大學留學生、后任新中國第三任駐日大使的宋之光，以及留學日本的陳辛仁、鮑漢清。在敵工部不僅有大量的日語書，還有蘇聯、法國的文學全集如高爾基的《母親》、日文版的《資本論》等。香河正男說：“我深深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所感動。”

留在軍部的一批日軍戰俘經過教育，轉變了戰爭立場，開始了他們的新生。為配合敵工部宣傳，香河正男、田火田

作造分別以日軍陸軍第三師團輜重兵和陸軍軍屬名義聯合署名，寫了一份日文傳單《告訴我們兄弟們》，以新四軍“官兵平等”和“享受到人間的溫暖”現身說法，反思這場大肆屠殺中國人民同時給日本同胞帶來死亡和痛苦的戰爭，號召日本士兵“反對這場戰爭！把槍口對準軍閥和它們的走狗”。這是新四軍敵工部第一張由日本軍人寫的日文反戰傳單。

1940年2月，香河正男、后藤勇、濱中政志等5位日本人在云嶺新四軍軍部正式宣誓參加新四軍。從此他們由“國際友人”轉為“同志”。

新四軍在前方常繳獲到敵軍軍官和士兵的家書、相片和作戰計劃，林植夫為此夜以繼日地進行翻譯。有一次繳獲到一個日軍的家書，里面寫著他在南京與人開展殺人比賽，他殺了101人，另一個殺了102人，同時還附了一張擺在地上的一串長長的人頭的相片。看到這些反映日軍慘無人道罪行的鐵證，林植夫當即決定編成小冊子向前后方散發。

林植夫對工作盡心盡責，經常廢寢忘食地編寫對日軍的宣傳材料。當時的工作條件相當艱苦，冬天夜間也沒有火盆取暖，作為部長的林植夫常常工作到深夜。日久，他的右臂和腰得了風寒癥，到了無法舉動的地步；眼睛也大為受傷，不得不住院治療。盡管如此，他仍念念不忘對敵宣傳工作，常把同事叫到醫院去，在他的大通鋪床旁記錄他的口述稿。

在這一時期，林植夫的思想產生了較大變化，他感到“這是一生中最努力，也是精神上最痛快的時期”，深信只有共產黨才能領導中華民族進行民族解放斗爭，才有可能實現獨立自由的真正的“大同世界”，于是立下了“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的誓言。在嚴峻的斗爭中，這位黨外“布爾什維克”曾受到軍部《抗敵報》的表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