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為實現由鄉村到城市、由革命到建設的歷史性轉折,制定了許多政策法規,稱為“西柏坡規矩”。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視“制度治黨”,并堅決維護制度的嚴肅性和權威性。“西柏坡規矩”為中國共產黨保持“兩個務必”,經受執政全國的歷史考驗提供了保證,為新時期治國理政提供了歷史借鑒。 為奪取全國政權提供保證 面對即將來臨的國共兩黨的軍事決戰,在軍事、政治重大問題上統一領導層的認識,特別是為了籌劃新中國的建立,1948年9月8—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開擴大會議,又稱“九月會議”。這是一次定規矩的會議,確立了新形勢下黨和軍隊等方面的重要規章制度。 毛澤東提出,我們的“戰略任務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由游擊戰爭過渡到正規戰爭”。“加強紀律性,克服無紀律和無政府狀態。上面說了許多條,還必須有這一條,沒有這一條,那許多條實行起來都不會順暢……中央同志要以全力來做這件事,要在戰爭的第三年內,在全黨全軍克服無政府、無紀律狀態。”任弼時發言指出:“我們從鄉村走向城市,更須強調統一和紀律”,“要有大法,還要有小法,大法管小法,還可由老百姓議訂若干公約,但要有統一的法。”周恩來在發言中提出,人民軍隊要“統一建制”,逐漸走向正規化、集中化。 “九月會議”確定的健全黨委制,實行集體領導與個人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的制度;人民解放軍“統一建制”,統一組織及番號;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制度等黨的規矩,統一了全黨全軍的思想和行動,為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奪取全國政權,提供了組織紀律保證。 全國勝利前夕,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規定了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提出黨委書記要善于當班長,要把問題擺到桌面上來,黨委委員之間要互通情報;不懂的和不了解的東西要問下級,不要輕易表示贊成或反對;黨委的同志必須學好“彈鋼琴”;寫文章和決議案,應當簡明扼要;注意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一道工作。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總結中指出:“力戒驕傲……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保持艱苦奮斗作風,制止歌功頌德現象。”1953年8月12日,毛澤東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以“六曰”形式再次強調了這幾條規定。他說:“七屆二中全會有幾條規定沒有寫在決議里面。一曰不做壽。做壽不會使人長壽。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禮。至少黨內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場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眾熱情,也不潑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這實際上是重申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兩個務必”的要求,把會議總結中的“禁止”和“制止”系統化、制度化,形成了以“六曰”方式表述的“六條規定”。 中共中央要求全黨嚴守規矩,黨和國家領導人率先垂范,對違規者依法懲處。例如,新中國建立初期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嚴打“老虎”,處決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形成了風清氣正、廉潔奉公的良好社會風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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