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要與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同向同行

機遇——尋找突破，在變革中謀劃未來發展方向

從歷史上看，世界一流大學在國家發展中具有重要的戰略支撐地位。19世紀70-80年代，以柏林大學為首的德國大學建立的“自由的學術共同體”，不僅使德國的高等教育稱雄世界100年，更促使世界科技和經濟中心由英國轉移到了德國。19世紀末至20世紀30年代，隨著美國《莫里爾法案》的頒布，一大批贈地學院快速發展，迅速成長為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美國大學逐步取代了德國大學的地位，成為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美國也成功實現了世界科技中心從歐洲向其本土的轉移。20世紀60-80年代，日本首次將高等教育發展計劃編入經濟發展計劃，將發展高等教育作為重建戰后經濟的重要戰略舉措，京都大學、大阪大學等一批研究型大學在機器人控制、納米材料、光觸媒技術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使日本相關技術和產業保持世界領先地位，成為制造業強國，一個資源匱乏的島國從二戰炮火的廢墟中涅槃。

綜觀東西方現代大學的發展歷程，從1088年博洛尼亞大學建立到12世紀開始英國牛津、法國巴黎、西班牙薩拉曼卡以及歐洲許多地區大學教育的興起，從19世紀以柏林大學為代表的一批德國大學踐行威廉·馮·洪堡的教育理念，到20世紀初美國大學形成的著名的“威斯康星精神”，無不揭示了變革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核心力量。在大學職能從單維度向多維度過渡的過程中，改革成為蘊含挑戰又富含機遇的推動力。加快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建設，首先要加快改革的步伐。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并明確了教育改革的攻堅方向和重點舉措。鼓勵高校加快構建充滿活力、富于效率、更加開放、有利于學校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這讓我們意識到，誰能在綜合改革的思路和舉措上取得突破，誰就能抓住學校發展的最大機遇，釋放發展的最大紅利，為高水平大學建設贏得先機。而坐等觀望、猶豫徘徊必將成為世界高水平大學建設的落伍者。我們需要在這樣的國際和國內背景下審視中國高等教育，在這樣的背景下思考大學的未來發展，謀劃學校的發展方向，明晰學校改革的戰略取舍。

研判——開放發展，是當前推動大學跨越發展的戰略選擇

當前，在世界范圍內，新一代信息技術、新材料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技術等交叉融合正在引發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為擺脫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加快經濟復興，各主要發達經濟體都在競相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新科技產業，搶占國際新一輪產業革命的先機和制高點。面對世界科技發展的迅猛態勢，面對世界經濟格局和秩序所發生的新變化，面對行業轉型和區域發展的需求，面對中國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的新的時代背景，大學必須把自身發展放在國家現代化的大舞臺和世界發展的大背景中來考量，必須主動加入到與國內外高水平大學競爭的行列，必須正視國際金融危機和國家經濟結構調整對大學就業密集型行業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優化學科結構，培育創新人才，提升學術水平，增強服務力度。在這一特殊時期，大學發展的戰略選擇應當是堅定不移地走開放式發展道路，將大學融入文明進步、社會發展、民族振興的浪潮中，借力前行。

放眼全球，國外高水平大學的成功經驗，雖不能照抄照搬，但卻可以為我們提供借鑒和啟示。如UC伯克利大學的共享治理模式，麻省理工學院建設的跨學科研究中心和實驗室，斯坦福大學實施的“全球氣候變化和能源協同項目”GCEP（Global Climate and Energy Project）等，都向我們展示了世界一流大學始終秉持的開放發展理念為學校變革帶來的巨大推動力量。只有堅持開放發展理念，大學才能及時獲得更加豐富的信息，優化原有知識體系，在經濟全球化的格局中開闊發展視野，實現理論與實踐的對接，實現深層次意義上的知行合一，將大學的人才培養與社會的人才需求真正契合起來；才能充分利用校內和校外的各種辦學資源，在面向科學前沿、服務國家戰略和區域發展的同時，增強學校自身的“造血”功能，獲取更多發展資源，真正實現科學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