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會議與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

□ 曾憲華

1929年12月召開的古田會議，是我黨我軍建設史上的里程碑。在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發展史上，古田會議同樣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古田會議決議案中，毛澤東開宗明義地指出：“紅軍第四軍的共產黨內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這對于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偉大革命斗爭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這里所說的“正確路線”，主要指的就是正確的思想路線。

毛澤東深刻分析了當時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殘余等八種錯誤思想的表現與來源，并提出了糾正這些錯誤思想的具體辦法。毫無疑問，給中國革命造成最大危害、阻礙中國共產黨形成正確的思想路線的因素，最根本的當屬主觀主義。

而糾正主觀主義錯誤思想，關鍵是要“教育黨員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為此，毛澤東提出了三個具體的辦法：“（一）教育黨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觀主義的分析和估量；（二）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斗爭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們知道離開了實際情況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三）黨內批評要防止主觀武斷和把批評庸俗化，說話要有證據，批評要注意政治。”

這三個具體辦法的提出，標志著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初步形成。

第一，毛澤東雖然沒有使用“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這樣的概念，但他強調，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分析與研究中國革命中遇到的具體問題，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本質和靈魂，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要求，就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就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實事求是。中國共產黨人作為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就必須真實地遵循這些要求，并將之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

第二，毛澤東闡述了如何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具體途徑，這就是進行深入的社會經濟的調查研究。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忠誠信仰，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本質特點，不論在革命發展順利還是在革命遇到挫折之時，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仰都沒有動搖過。問題在于黨內有些人，包括一些領導人，不懂得中國國情的特殊性，不能具體地、靈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認識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僅為中國革命提供了一般原則，而中國革命的具體形式和具體途徑，需要中國共產黨人自己去創造，而是教條式地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特別是教條式地對待十月革命的經驗和共產國際的指示。因此，毛澤東在這里特別強調了調查研究的重要性，認為只有調查研究，才能掌握具體情況，才能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

第三，毛澤東強調，要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來開展黨內批評和黨內斗爭，必須遵循一條重要原則——不能主觀武斷，說話要有證據，批評要注意政治。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因為在當時，由于黨內一些人拿“本本”來套中國革命，一切要從“本本”上找依據，使那些本來符合中國實際的探索受到壓制，那些從實際出發的同志受到排擠與打擊。毛澤東在這里強調，黨內批評必須有“證據”。而“證據”從何而來，顯然不是來自“本本”，而是來自調查研究。

毛澤東在決議案中提出的糾正黨內主觀主義的三條辦法，核心就是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根本辦法就是調查研究。

古田會議后，毛澤東又分別于1930年1月和5月寫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對本本主義》兩篇文章，對悲觀主義和形式（本本）主義進行了深刻批判，標志著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形成。但由于受“教條主義”的束縛，這條思想路線在黨內還未能占據主導地位。在經歷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慘痛教訓后，全黨才充分認識到了教條主義的嚴重危害，認識到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重要性，從而使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為全黨所認同創造了條件。

（作者單位：古田會議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