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歷史告訴我們,敵人最害怕的,就是我們最強大的。 古田會議召開兩年前,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一夜之間,上海大批共產黨人遭到血洗;一年之內,全國30多萬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慘遭殺害。一名國民黨將領回憶道:“為什么當時殺這么多人?就是怕槍桿子一旦掌握在共產黨手里,天下很快就不是我們的了。” 這一血的教訓也喚醒了中國共產黨人,敵人最怕的是我們掌握槍桿子,有自己的軍隊。此后,才有了“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第一槍”的南昌起義,才有了“支部建在連上”的三灣改編,才有了確立“黨對軍隊絕對領導”軍魂的古田會議。 我們的軍魂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共產黨人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明白,催生的真理。經歷過血雨腥風的老紅軍說:“黨手里沒有槍桿子,就是人家的盤中肉;槍桿子離開了黨,就像樹沒了根,別人一推就倒了。” 從打天下到坐江山,從革命黨到執政黨。今天已看不到“四·一二”之夜的血腥屠刀,但是,“鑄魂”與“蛀魂”的較量不僅從未停歇,而且一直是不見刀槍的戰斗。 但是,今天在一些人心中:敵人在哪?敵情在哪?已經成為現實的困惑,甚至已經淡漠或遺忘了這個概念。 遺忘就意味著毀滅。蘇聯共產黨只有20萬黨員時打敗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建立了政權;200萬黨員時打敗了德國法西斯,保衛了政權;2000萬黨員時卻失去了政權。俄羅斯智庫專家認為,蘇聯擁有強大的核武庫,但沒能阻擋國家的分裂、蘇共的瓦解。其中原因很多,很關鍵的一條是,蘇共放棄對軍隊的領導,危急關頭軍隊袖手旁觀,美其名曰“保持中立”,甚至有的變節。 “看不見的敵人”“無形的刀子”,有時比明火執仗的對手更危險。在今天的意識形態戰場,它看上去懷著“善意”,其實包藏禍心;看上去宣揚“正義”,其實在挖陷阱;看上去調侃娛樂,其實笑里藏刀;看上去揭示真相,其實顛覆歷史;看上去沒啥目的,其實老謀深算……不論怎樣喬裝打扮、改頭換面,其實都是在爭奪人心、搞亂軍心。 對此,要冷靜觀察、清醒判斷,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和戰略定力。西方策動的“顏色革命”,給那些國家和地區帶來的都是社會的動蕩和人民的災難。他們之所以得手,大多是那兒的軍隊出了問題。他們要在中國搞“顏色革命”,同樣要千方百計在軍隊打開口子。所謂“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背后都潛藏著一個目的,就是要突破官兵思想防線,動搖和破壞我軍這個堅強柱石和鋼鐵長城,在我們的“命根子”上捅刀子,妄圖把軍隊從黨的旗幟下拉出去。只要我們永遠鑄牢軍魂,他們想把中國搞亂搞垮的圖謀就不可能得逞。 古田會議決議指出:“紅軍黨內最迫切的問題,要算是教育問題。”鑄牢軍魂,是一代代人的接力傳承,任何時候都不能“掛空擋”。今天的軍人,經歷過槍林彈雨歲月的已經不多了,對已成為部隊基層官兵主體的80后、90后,怎樣補好黨史、國史、軍史這一課?這是攸關黨和軍隊前途命運的大問題,是軍隊政治工作必須打贏的硬仗。 習主席深刻指出,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我軍的軍魂和命根子,永遠不能變,永遠不能丟。堅守軍魂,是我軍特有的強大政治優勢,是敵人最害怕的。對此,我們務必無比堅定和清醒。 (五) 古田會議紀念館大廳,掛著四幅油畫肖像,分別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毅。常有游人感慨:“這四個人真偉大!” 對此,黨史專家傅柒生有一段耐人尋味的話:“歷史不可以假設。如果能假設的話,當年陳毅若有一點私念,有沒有古田會議,開成什么樣,毛澤東能不能回到領導崗位上,就很難說了。” 當時在這四個人中,關于紅軍怎么建、向何處去,存在嚴重分歧。久爭無果后,毛澤東落選紅四軍前委書記,受到嚴重警告處分,朱德被書面警告。陳毅到上海向中央匯報紅四軍的黨內爭論,出發前到蛟洋同毛澤東交換意見,兩人又吵了一架,各執己見,未能統一。之前毛澤東聲稱要打倒“陳毅主義”,這次又不歡而散。 到達上海后,陳毅接連提交了5份書面報告,不僅客觀地向中央作了匯報,而且直言不諱地承認與自己有思想分歧的毛澤東“在政治上比較正確”。 當時中共中央實際負責人周恩來,坦承中央在“二月來信”中指導紅四軍工作“有些毛病”,主動作出自我批評。朱德對陳毅帶回的中央“九月來信”,表示“無條件地接受”,“在真理面前舉雙手投降”。毛澤東深為感動,誠懇地接受中央的批評,承認自己“工作方法和態度的不對”,“說了一些傷感情的話”。 回過頭來看,古田會議偉大歷史功績之一,就是開創了黨內積極思想斗爭的先河,為新形勢下反對黨內政治生活庸俗化樹立了光輝樣板,提供了一面“洗洗澡、治治病”的鏡子—— 下級奉承領導成了一門“學問”,原則丟腦后,不怕肉麻。上級討好下級成了一種“藝術”,用“過年話”忽悠人,栽花不摘刺。 是非拋一邊,利字擺中間。干事沒本事,應酬有一套。平時不學習,只忙搞關系。 會上臺上調門很高,背地里拉拉扯扯、封官許愿。嘴上說的是黨性原則,心里信的是“厚黑學”。 原則不堅持,處處和稀泥。有錯不敢批,既怕得罪人,又怕丟選票,只求保自己。 一事當前,奉行“難得糊涂”。遇見問題繞著走,矛盾面前當“鴕鳥”,為官不作為。 凡此種種,其根本原因在于喪失了共產黨人的真理品格。如金一南教授所言:“皆從個人苦樂出發,中華民族出不了孫中山、毛澤東。那一代遍求救國真理的中國人最可貴之處,在于他們首先記住的創痛是民族的創痛,首先惦記的富強是國家的富強。” 有人說,古田會議是毛澤東的勝利、毛澤東的幸運,其實它是共產黨人真理品格的勝利,是我們黨和軍隊的幸運。今天,如果我們丟了共產黨人最寶貴的真理品格,未來何談勝利、何言幸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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