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價房本來是政府為了抑制高房價，動用公共財政補貼中低收入人群，以解決他們住房困難的惠民工程。而在山西省忻州市，首例限價房項目不僅專供市直機關，而且被公務員大肆高價倒賣，從中牟利至少五千多萬元（4月20日《經濟參考報》）。

如果這一報道屬實，那么毫無疑問，這就是一起大規模的腐敗事件。不過和一般的腐敗案件不同的地方在于，這是一起政策性的腐敗。

我們一般所說的腐敗案件，主要是政策執行過程中的腐敗。這種腐敗的特點在于，政策的初衷還是不錯的，但由于權力過于集中、監督機制不健全等原因，留下了許多“尋租”的空間，比如利用審批權索取回扣，利用執法權收受賄賂等等。政策執行當中的腐敗，腐敗分子只敢偷偷摸摸地進行，不敢光明正大地拿到臺面上。

但政策性腐敗就不同了。政策性腐敗的特點在于，它是通過制定對掌握公共權力者有利的政策的方式來進行腐敗。這種腐敗的規模往往很大，“受益者”眾多，但從表面上來看，卻又完全符合政策，更沒有任何違法之處，而當事人也往往理直氣壯。

以這樣的標準來衡量，山西省忻州市所發生的，就是一種典型的政策性腐敗。一方面，大量公共財產被轉入公務員私人的名下，公務員們大發橫財，侵吞了巨量的國家財富；另一方面，整個過程又完全符合“程序正義”原則——建限價房是符合政策的，將其專供“市直機關”的公務員也是符合政策的，而公務員們在以“一折”的超低價買到這些房子之后，再按市場價轉手倒賣，牟取暴利，就更是完全按照市場規律辦事，自由交易，沒有任何可指責之處了。

正因為一切看起來都是如此圓滿，所以也難怪忻州市房管局局長會強硬地說，“它既是市委市政府辦實事、辦好事的民心工程，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舉措，還是市直機關干部安居樂業的載體和實現安定團結、穩定大局的有效保障。”并要求“舉全局之力，迎難而上”了。

但是且慢！利用執行政策的權力所進行的腐敗是腐敗，利用制定政策的權力所進行的腐敗同樣是腐敗。無論房管局局長說得如何天花亂墜，從程序上看如何“無可挑剔”，但有一點是絕對無法回避的，那就是國家的限價房政策，其本意是為了解決低收入民眾的住房問題的，是為了雪中送炭，而不是為了替“市直機關干部”錦上添花的。忻州市限價房在分配過程當中，執行時有沒有腐敗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政策的出發點就錯了。

預防并杜絕執行政策當中的腐敗，需要強化對權力的監督和制衡，預防并杜絕政策性腐敗，更需要強化對權力的監督和制衡，其主要方式，就是決策程序的民主化——忻州市發生這一事件，讓我們再次看到解決這一問題的緊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