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省忻州市，首例限價房項目不僅專供市直機關，而且被公務員大肆高價倒賣，從中牟利至少五千多萬元。（4月20日 《經濟參考報》)

限價房為誰而建？在當地最低收入家庭人均10平方米以下住房困難戶多達23992戶的現實背景下，限價房竟成公務員的“提款機”，無疑，這是“權力集體自肥”的可怕標本。

用不著找依據，我們也知道，絕大多數公務員是不可能購買限價房的，而且當地公務員早就享受到了一套福利房。許多公務員已擁有N套房，但既然當地規定處級及以下干部人手一套限價房，自然不拿白不拿，轉手倒賣就能獲利，何樂而不為？

權力得不到限制，必然會產生權力自肥現象，不過，以前權力自肥只是發生在極少數官員身上，可現在卻是權力“集體自肥”了。大規模的權力集體自肥，似乎能夠找到最佳的“遮羞布”，可以冠之為“團購房”，或稱“福利房”，或稱“集資房”。權力集體自肥的益處實在是太多：一方面可以“法不責眾”，另一方面可以動用手中權力將“肥肉”做得更大更好，可以以非常高亢的調子來為自己辦實事，甚至能以“拉動內需”等堂皇的名義。

“權力集體自肥”不是第一次。湖南省常德市石門就有“官員豪宅一條街”，33戶居民戶主中，有各級領導21人，其中，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住宅價值500萬元。官員有豪宅不罕見，但將豪宅建在一條街上，就似乎是在向公眾“示威”了。

解剖這些標本，是為了更好地治療，而治療的根本，則是公眾對權力更透明的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