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于生活和成長的經歷，80后農民工從進城的那天起，就帶著掙脫鄉村傳統秩序的精神標記。在城市和鄉村之間，他們的青春和情感艱難生長——

我不叫“農民工”

這是一群與傳統農民工不一樣的人。

“報紙電視上把我們叫農民工，我不喜歡這種叫法！”張敏軍拿著一份報紙，一邊翻看，一邊嘟囔著。他喜歡閱讀青年類的刊物。他對農民工這個稱謂似乎很敏感，他說：“這種叫法讓人心里不舒服。”

2009年歲末的最后幾天里，這個天水農村的小伙子，在蘭州市宋家灘一個封閉的二層樓院落里，把自己安頓了下來。之前他去過深圳、北京，有過三四年的打工經歷。12月22日，他乘坐火車途經天水沒有下車回家，直奔蘭州。同樣大小的房屋，二樓對面住著他高中時的同學黃亮小兩口。幾天前，兩人通過電話“密謀”以后，張敏軍投奔同學而來，總算有了個落腳的地方。

現在，他來蘭州的真正用意是躲避一樁由父母和家族成員聯手撮合的婚姻。

當日下午3時，他給老家的父親打電話，告訴自己剛換的手機號碼，說工作找好了，年底很忙，過年時就回家。

“工作是亮子找的？”“嗯！就是。”其實，為了不讓大人操心，張敏軍向父親撒謊搪塞了一下。他是干水暖的，這活兒只有自己碰運氣去找。

電話那端語氣很強硬，“爸，你聽我說……”張敏軍幾次試圖申辯什么，都欲言又止。他的臉色逐漸沉了下來，“好吧！過年我回家。”好大一會，他坐在床沿上沉默不語。

這是父親一年來最嚴厲的一次警告。今年春節期間，家人給他張羅了一個對象。牽線的堂嫂關切地說，“小敏，你要是看上了人家姑娘，就把1萬元放下，看不上，把禮品放下咱們就走人。”但堂嫂又勸告他，“女孩子我見過，初中畢業，也有文化，很懂事的。”

那天，張敏軍沒有明確表態，但給女方家放下了整整1萬元。按照農村風俗，這意味著下一個程序出更多的禮金后，這門親事就算最后敲定。但將近一年，張敏軍在北京打工一直拖延未能回家，他沒有明確表態，父親因此態度堅決。

到蘭州來，離家近了，他希望緩解一下父母的焦慮，再作打算。而眼下，他頓感不知所措。

房間里沒有生爐子，此刻他的心情和房間的空氣一樣冰冷凝重。

下午4時，張敏軍出去買了50塊蜂窩煤，房東大爺低聲告訴他，“煤塊放在房子里，房客多，人雜！”

一個多小時后，黃亮打來電話告訴張敏軍，“晚上一塊吃臊子面！”但這個晚上，張敏軍的壓力似乎又增加了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