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深圳公安局機場分局劉副局長嫁女，擺下110桌酒席慶祝。劉副局長接受采訪時表示，賓客八成是村里親友，自己也有苦衷望記者體諒。(《南方都市報》1月4日)

劉副局長的“苦衷”是：八成賓客是村民舊友，情面難卻。乍一聽，劉副局長的話的確有道理。但仔細考量，事實上，劉副局長所謂的“苦衷”是以“人情世故”為前提的，是以“人情社會”的行事邏輯為基礎的，離開了這樣的邏輯，所謂的苦衷就不是“苦衷”，甚至成了“遮羞布”。

官員的“苦衷”能成為消解各種政策和規定的“籌碼”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如果每一個官員的“苦衷”都成立，從中央到地方就不可能出臺《關于嚴禁黨員干部利用婚喪喜慶大操大辦借機斂財的緊急通知》之類的規定。在筆者看來，有關部門種種政策的出臺針對的恰恰就是人情社會的種種弊病，深圳公安局機場分局劉副局長的所謂“苦衷”，某種程度上恰恰是規避政策的說辭，也是治理“干部擺宴”政策效果弱化的一種折射。

當前，各地對治理“干部擺宴”的決心不可謂不大，措施不能不說縝密，但是，我們面對的事實卻是違規者屢屢出現，不妨看看近一段時期以來的新聞———“衛生院副院長為兒擺升學宴遭行政警告”、“云南貧困縣公安局政委嫁女擺宴500桌被撤職”、“河北晉州國稅局長機關擺婚宴 辦公區無人上班”，這些新聞告訴我們，治理“干部擺宴”依舊是個難題。

從根本上說，劉副局長的“苦衷”不能成為一個問題。但我們對干部的管理卻有一個問題，就是如何做到對干部的監督常態化和公開化。也只有如此，才能消除“苦衷說”。首先我們要認識到，任何政策治理效果的顯現，不在于政策出臺的頻率和紙面上的嚴肅程度，而在于能否把政策落到實處；其次，要把監督的權力真正歸于公眾，從而讓官員對制度和政策產生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