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會議把馬克思主義關于武裝奪取政權學說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理論的中國化，為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革命道路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首先，這次會議召開前的中央的“九月來信”，明確強調“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指示信明確規定紅軍的基本任務是：發動群眾斗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實行游擊戰爭，武裝農民，并擴大本身組織；擴大游擊區域及政治影響于全國。其次，古田會議批評了流寇觀念和不愿意做艱苦的農村工作、希望走州過府的游擊觀念，并就如何肅清這些觀念提出了具體方法。再次，古田會議一結束，毛澤東于1930年1月5日給林彪回了一封信，闡明中國革命只能走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道路，強調堅持農村根據地斗爭的意義。信中所闡述的這些道理，實際上提出了把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移到農村，在農村地區開展游擊戰爭，深入進行土地革命，建立和發展紅色政權，待條件成熟時再奪取全國政權的關于中國革命新道路的思想。這一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武裝奪取政權學說的重大發展。第四，古田會議所重點解決的問題，即在農村環境下如何建設一支無產階級化的紅軍隊伍和建設一支保持無產階級先進性的黨的隊伍的問題，其根本出發點和目的是為走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服務的。只有成功地解決了這兩個問題，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才能走得下去，并獲得成功。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