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這個“帶薪核桃假”不是當地所有公務員都能享受得了，盡管實施之后的確可能大有裨益，但其違反國家相關規定的特征是很明顯的，程序上保證不了正義的決策，又怎么能夠抵達目的上的正義？要讓這個“帶薪核桃假”公平起來，一是要解決與上位法沖突的問題，比如不能搞成公務員帶薪年休假制度的特例；二是這種制度必須是公共福利，而不能只為公務員所特有，比如工人或者農民，如果他們也和公務員一樣去種核桃，達到公務員可以休這個“核桃假”的條件，是不是也該將對等的福利待遇兌現給他們？

民意在“帶薪核桃假”上的反彈，與其說是對公務員“不務正業”的擔憂，倒不如說是對公權自創特權福利的憤然。

在種核桃這件事上，因為有了“帶薪核桃假”，公平性就轉了個彎：比如，公務員當然可以去種核桃，群眾也可以，這是公平的；公務員種的核桃和群眾一樣需要拿到市場上去賣，進出的門檻基本也是公平的；但是，公務員種了核桃還能拿薪水，群眾種了核桃就只能拿核桃賣錢，這顯然就有失公允了。政策的不正義，就在于它創設了一種需要公權的特殊身份才能換取的特殊利益———而這種利益顯然又是拿財政來埋單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帶薪核桃假”只是特權福利的新變種而已。這就如同若干年前，公交公司的職工可以免費乘坐公交地鐵，電力公司的職工用電從不花錢，醫生在醫院看病可以便宜兩千，城建部門職工自己建房、買房只需支付市場價的幾分之一……將公共利益便宜給特殊群體，背后所遵循的無非是“權力定價”的邏輯。

在這些形形色色的特權福利中，屬于企業層面的事情，相對比較容易規范一些，比如財政部日前就印發了《關于企業加強職工福利費財務管理的通知》，要求國家出資的電信、電力、交通、熱力、供水、燃氣等企業，將本企業產品和服務作為職工福利的，應當按商業化原則實行公平交易，不得直接供職工及其親屬免費或者低價使用———然而，公權部門的特權福利，比如“花錢贖買車改”等，顯然就不容易糾偏，根源在于權力自我校準比較艱難，這就好比犯了錯自己扇自己耳光一樣。

“帶薪核桃假”制度如果說只是某個官員的想法，其實一點也不奇怪，但竟然能預備出臺，還正兒八經擬定成文了，就顯得比較詭異：這一政策經過了怎樣的民主決策程序？群眾對這個政策的看法聽了沒有？人大等部門對政府此般行為有無得力監督？發展地方經濟是重要的，事關民生；但公共決策的指向更重要，因為其不僅關乎GDP，還關乎社會和諧與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