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往往是先找到一個亮點，然后，抓住它，一點一點地串起來，就有可能像珍珠一樣，發出生命的閃光。看到當年我寫的那篇本報評論員文章《不要“坐而論道”》，那年那月的情景頓然呈現在眼前，那是遠離現在的28年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的第三年，即1981年2月。那是一個東風勁吹，充滿希望，農村改革在八閩大地勃然興起，讓人難以忘懷的月份。

1978年12月24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發表，像春雷一般地在祖國大地發出了巨響，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了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各地廣大干部群眾以前所未有的熱情，紛紛投入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又一次革命--改革開放，農村改革活動逐步掀起。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各地貫徹落實三中全會精神的自覺性、深度和廣度有所不同。“當時的福建省委未能擺脫和清除‘左’的影響，認為福建情況特殊，不宜提倡聯產承包，不能實行包產到組和包產到戶。”有一段時間，省報要選用新華社播發的有關聯產承包的通稿，還得逐篇向上請示匯報，獲批后方可刊用。而“站在歷史航船前頭”，有“先覺先知”的新聞記者頗感郁悶，“每一個黎明都在守候著每一天的朝陽”。到了1981年1月中旬，新任省委書記項南到任后，為福建農村改革“燒了一把火”，狠抓解放思想，清除“左”的影響，落實生產責任制，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于是，那年的二月，成了點燃希望的二月，紅紅火火的二月，春潮滾滾的二月，農戶眉開眼笑的二月。那年二月的省委機關報《福建日報》也倍加煥發青春活力，高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旗幟，為推進八閩大地的農村改革沖鋒在前，激情無限，鳴鑼開道。以劉岳峰同志為總編輯，林振夏、徐明新等同志為副總編輯的編委會，按照省委的指示，把落實農業生產責任制作為最近一段時間的宣傳重點，摩拳擦掌，精心策劃，運用新聞的“十八般武藝”，大展身手。首先是抓好消息、通訊。那年備耕、春耕自南而北展開時，福建日報刊發了省委書記項南赴閩南農村調查的記者隨筆，借以推動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落實，尤其是2月11日，福建日報在一版頭條以《抓緊落實生產責任制，大力搞好備耕工作》為題，報道省委、省政府為全面部署抓緊落實農業生產責任制而召開的全省電話會議新聞，形成聲勢，加溫加勢，強調各地把落實生產責任制作為當前農村突出的工作環節抓緊抓好。與此同時，及時報道兄弟省市落實生產責任制的先進經驗，如2月5日福建日報按照省委的要求，轉載了人民日報介紹皖豫魯農村落實生產責任制的情況及產生巨大變化的通訊，以及項南同志為轉載此文而寫的編者按。更為突出的是運用言論這一武器，聯系實際，結合各地落實生產責任制的情況，頻發社論、評論員文章。如2月5日發表社論《落實生產責任制刻不容緩》，2月12日發表評論員文章《關鍵的一環》，2月14日發表評論員文章《不要“坐而論道”》，2月15日發表評論員文章《不要忌諱“包”字》，2月21日發表評論員文章《落實責任制不是一陣風》等等。

這一階段發表的言論數量較多，質量也較好，主要原因是省委指導思想明確，編委會態度堅決，采編人員熱情高漲，特別是搞農村報道的同志，更覺“大有用武之地”，大伙兒把落實生產責任制當成熱門話題，并結合來稿反映的情況，以及外出開會聽到的情況，以三中全會精神為指導，展開熱烈的議論。分管的編委也下到相關的處室參加議論。在相互溝通、彼此交談的過程中，我們發現當時福建的情況，對于農村改革，似乎有“兩頭熱、中間冷”的“中梗阻”現象，省委主要領導旗幟鮮明、態度堅決、抓得很緊，廣大基層干部、農民兄弟充滿期待、躍躍欲試、祈求早日發“包”，而一些機關干部卻坐在辦公室里，空發議論，妄加評論。在編委領導的指導下，當時搞農村報道的同志針對這種現象，仔細琢磨，深入剖析，并由我執筆撰寫本報評論員文章《不要“坐而論道”》，褒獎三明地區領導同志和福州市委分管農業的領導同志，在省委電話會議之后，迅速走出領導機關，下基層抓落實，批評一些同志“就是愛坐在辦公室里，泡在會議上，說長道短，卻邁不開雙腳，下到基層去做認真的調查，做好落實工作。”評論員文章要求領導者下到基層去調查研究，了解情況，抓好工作，堅決反對“坐而論道”的不良習性，祛除“清談風”，鼓起實干勁，不失時機地抓好農村生產責任制的推廣與落實。由于這篇評論員文章，具有較強的現實針對性，社會反響較好，人民日報予以轉載，在1981年的福建新聞獎評選時，被評為好稿。

回顧這激情燃燒的歲月，福建日報對落實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宣傳，真可謂有聲有色，氣氛濃烈，采編人員的心境也特別歡愉，熱情洋溢，渾身是勁，為福建農村生產責任制的推廣與落實，營造了良好的輿論氛圍，彰顯“第一把手”抓黨報，方向正確威力大，取得了良好的宣傳效果，為福建日報的歷史記下了光彩的一筆。

難忘，1981年2月。■（作者為福建日報原副總編輯，省新聞學會常務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