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省漫畫家協會會長林平又送我一幅漫畫，上面畫著一頭大黃牛，嘴里啃著一支大筆，在牛耕的大地上，鋪滿著一片片稿紙，題曰：老黃牛，啃大筆，心系農，耕耕耕。什么力量推動我為農筆耕60年？那是母報《福建日報》的關愛和培育。

為何我把黨報稱之為母報？作為通訊員，我是在她的懷抱里鍛煉成長起來的，一種深藏心底的母子情愫，不僅揮之不去，而且隨著年歲的增長日益深篤。這種樸實情感，發自內心。

解放初，我南下福建，分配在永安縣委辦公室。天天看到人民群眾剿匪反霸的決心、土改分田的喜悅、生產合作的干勁、抗美援朝的行動，很想寫稿，但又不知怎么寫。當時，在報社同志指導下，寫出了幾篇稿子。沒想到，我寫的稿，《福建日報》都用了。縣委領導看我有點寫作能力，便很快提拔我為辦公室主任。這就是我文字生涯的開始。

1959年，我下放農村勞動改造。精神的壓力，勞動的疲累，生活的困苦，可想而知。當時我在思考：自己還能不能寫稿？寫了還能不能見報？于是，抓住一個題材，寫了一篇。出乎預料，稿子用筆名發表了，并收到一封簡短回信：書不能丟，筆不要放，振作起來，寫點東西。這是母報的安慰和鼓勵，在這16個字的鞭策下，我不僅繼續寫稿，而且發奮讀書，咬緊牙關求學問。我不是學農的，也不是學新聞的，為何在農業與寫作上有所長進？這歸功于我的好老師：農民兄弟與報社同志。農村大舞臺，黨報大學校，使我學到了不少，懂得了不少，也感悟到不少，這為我重返工作崗位積累了深厚的資本。

1979年3月，黨組織給我徹底平反了，我告別在農村的勞動改造，進入省農業廳。在新的工作崗位上，我更加關注農村。1980年，全省大力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是農村一場大改革，作為黨報通訊員，應盡責社會、服務人民。于是，我立即深入農村調查，趕寫了華安、建甌兩縣推行農村責任制報道，母報連續兩天發了頭版頭條。接著，我們又與報社同志合作，開辟了“農村責任制”專欄，撰寫一系列報道和文章，我迎來了寫稿的第二春。不少雜志也約我為農村改革撰寫文稿。于是，我在省級刊物上發表了一批為“三農”吶喊的論文和調查報告，轟動一時。后來，我被破格評為高級農業經濟師，又被聘為《中國農牧漁業報》福建記者站站長、省委政研室與省發展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省農學會與省農經學會顧問、大學客座教授等。對此，不少報社同志說，這是我人生經歷中多彩的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