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中旬，我應邀參加《福建日報》舉辦的《屏山時評》作品頒獎會。主持人介紹來賓時，稱我是 “資深時評作者”。我深知冠以這一雅號名不副實，但也為是《福建日報》的熱心言論作者而自豪。我堅持雜文創作20多年，已出版4本雜文專輯，累計作品數百篇。殊不知，這一切與《福建日報》有著不解之緣——引導我走上雜文創作之路，從起步、成長，直至成功的，正是《福建日報》的編輯。

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在黨委宣傳部門工作，雖酷愛讀雜文評論，但對雜文創作一竅不通。有天，從報上讀到三明新建的麒麟山公園第一天開放，就涌進了3萬多人的消息，好生感動，于是，就和同事試寫了一篇千余字的評論，寄給《福建日報》文藝處。不久，文章以《公園與產值》為題見報了，雖只有數百字，卻是編輯用心剪裁的結果。正是許多這樣的編輯甘為人梯，默默工作，提攜新人，使《福建日報》倍添凝聚力。

1983年的一天，讀到《福建日報》學習版上刊登的《談“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一文，以“吳下阿蒙”的典故，引出對知識分子當刮目相看的道理。阿蒙原本目不識丁，后來發奮苦讀成了讀書人。我覺得這倒給人另一番啟示：許多工農干部經長期學習實踐，不也進入讀書人行列了嗎？于是，我以此立論，寫了《也談“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 ，并抱著試試看的心理寄去了，想不到，稿子很快就見報了。黨報編輯的大視野令我為之景仰。

1987年，我在縣宣傳部門工作時，對 “生產力標準”討論有著一些想法。認為衡量生產力，“應把生產力要素同經濟發展指標綜合起來進行考察” 、“不能簡單地把生產力標準等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于是，就寫了《科學把握生產力這把“尺子”》的文章寄到報社，被理論版摘要刊登了。我雜文創作的逆向思維，就是在編輯的耳濡目染中逐步形成的。正是編輯深邃的思想先導，影響著作者的創作方向，才有更多的作為“黨報旗幟”言論的出現，黨報才彰顯導向性的功能。

我曾在縣里擔任領導工作七八年，更多了解到民情、民意、民聲，由此萌發的所思、所想、所悟，常會在腦中冒出一些火花，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付諸文字。說起來，這都是對俗人、俗物、俗事的感悟，比如《小光餅·大名牌》、《是斗笠不是烏紗帽》、山村老媽媽的肺腑言》等，都是些凡人小事、凡人新事，卻一一登上了《福建日報》副刊的“大雅之堂” 。

我的雜文創作之路并不平坦。有人把雜文比喻為帶刺的玫瑰。既然有“刺”， 就易讓人生厭。有朋友勸我，你身在官場，就別“惹是生非”了。在我猶豫之時，正是《福建日報》文藝部的編輯為我的雜文寫了評論——《雜文家的鄉土情結》。文中說：“大凡雜文之‘家’，為責任、使命所驅，常作諤諤之言，作盛世之言……為人所欣，亦為人所妒”，“人生一世草木一秋，除卻責任，除卻精神，吾復何求”。這不僅給我創作藝術上的指導，而且給我人生之路的提醒。

20多年來，雜文創作的苦樂生涯，練就了我敏捷的雜文思維和正直的雜文品性，讓我長了知識、長了才干、長了志氣、長了正氣。從中，我領略了激揚文字的愉悅，獲得了人生價值的滿足。每每想起這些，我就難忘伴我前行的那些知名的抑或還不知名的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