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東南、華南等許多傳統的用工大省已經出現了用工荒。而在湖北、四川等勞務輸出大省，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出臺了更多的措施吸引和挽留農民工，出現了中西部與東南部對農民工的“競爭”。

中西部各地的工資不斷上漲，而東南部農民工工資基數較高、上漲空間已經不大，因此中西部地區一些企業與東南部企業的工資水平差得不多也不奇怪。因此，更多的農民工“以腳投票”選擇在“家門口”就業，這樣不僅可以謀生，而且可以照顧家庭與子女，也許可以緩解過去一直存在的留守兒童問題。據全國婦聯的調查數據，目前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約5800萬人，其中14周歲以下的農村留守兒童約4000萬，近三成留守兒童家長外出務工年限在5年以上。留守兒童問題近年來已經越來越明顯。

坦率地說，中國對未成年人的權益保護缺位，或許是與其社會特點與歷史文化有關，本質上，古代至今，在人們心里，未成年人更多是被當做一種父母或是家庭的“私產”，家庭或者父母可以安排其人生或是對其進行一定處置，比如早期的包辦婚姻，再比如嚴格的家庭教育，今年初熱門的“虎媽”就是一例。這種教育以及權利保護的模式源自早已僵涸的中國傳統人倫理念，即家庭、父兄等具有至高地位，子女需要遵從其決定與安排。這種理念幾乎是中國社會的普遍思維，未成年人的人格特征是不明顯的，他們很多時候并非是作為一個個體存在的，而更多是一個家庭的所有物。因此，國家在保護其權益中的地位相應淡化。

在我國1991年通過、2006年修訂過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家庭保護是被置于首位的，其次才是學校保護、社會保護、司法保護、法律責任等。不過，對于家庭保護的失職等行為，該法并未給出具體的懲罰標準，而更多是一種應然的宣示，即未成年人的權益需要保護。未來，為了更好的保護未成年人的權益，該法無疑需要更多修訂，比如近年來突出的某些幼兒園老師、中小學老師的暴行，應該予以明確的懲罰界定，而現行法律僅是說對此類不當行為，要責令其改正，情節嚴重的，依法給予處分。至于如何處分，未有規定。再比如對于拐賣兒童，也沒有明確懲罰規定。

留守兒童的問題更加復雜，除了要保障基本權益之外，他們更需要感情照料，這是一個完善的法律也不能給到的，所以，農民工在地方發展的條件下開始有機會照顧親情，對這些留守兒童來說是一種福祉增進。當然，也并不是所有的農民工都能在家附近就業，依然存在著很多外出務工人口，對于這部分留守兒童來說，應該允許關注兒童權益的民間組織發揮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