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干做人應該公開卻不宜高調宣傳
來源：東南網 2012-12-06 編輯：黃水來

“價值重建應從高級領導干部開始”這話沒錯，其題中應有之義，是從高級領導干部做起，而不是從他們宣傳起。領導干部“做人”的“道德引領與示范”的影響之大小，并非以職位的高低來衡量的，并非職位高的是“社會精英”，職位越高的，影響就越大。因為“價值重建應從高級領導干部開始”，高級領導干部的“做人”就應當“公開高調宣傳”。依此而論，劉金國還只是個公安部的副部長，為了“道德引領與示范”的影響更大，“高調宣傳”的對象之職位還應當不斷提升。不知道顧先生是否記得，鑒于十年內亂的教訓，上個世紀80年代初，中共中央專門下達過“少宣傳個人”的指示，此所謂“個人”，指的顯然不是一般的領導干部。顧先生的“高調宣傳”，豈不與此相悖？高級領導干部的“道德情操”確實“理當高尚”，也確實理當“成為價值重建的楷模和全社會的道德旗幟”，因為選拔領導干部時，都有德才兼備這一條。然而，“理當”的未必就能成為“事實”。選拔過程之中會有“失察”會有“貓膩”，缺乏制約的權力對人之良知的吞噬，更能使原先德才兼備的變成貪得無厭。所以，道德之本身就不能以職位高低而論，“道德引領與示范”的影響之大小，也不能完全以是否當官以及官位的高低來定，焦裕祿只是一個縣委書記，算是“七品芝麻官”，雷鋒還不是官，只是普通一兵，他們的“道德引領與示范”之影響就微不足道嗎？

顧兆農先生顯然過高地估計了宣傳的作用，而忽視了人們對于宣傳的逆反心理。而且，這種逆反心理，往往是與宣傳的調門成正比的，宣傳越是高調，逆反心理也就越是強烈；也往往與宣傳對象的職位成正比，職位起高，逆反心理越大。“宣傳”畢竟只是宣傳。長期以來，宣傳中的“假大空”又使它的聲譽蒙受一定程度的毀損。人們總是以常識來檢驗宣傳的可信度的，宣傳的調門越高，他們就越不以為然，認為這只是一種宣傳；宣傳對象的官職越大，他們就越是警惕，疑心此中又有什么玄機與背景。實際上，千萬次宣傳的效應，只銷一個事實便能抵消。比如說，廉聲在外的“高干”到某地視察，某地的幾個轄區，“下站”的就會向“上站”打聽接待規格，聽“上站”的說，你有什么最好的就拿什么出來吧，也就心知肚明了。又比如說，被人視為“執政為民”的“高干”，一旦爆出其親屬之“合法”進賬令人瞠目，其道德形象就會受到極大的沖擊。這種事往往演化為傳說，并且越傳越神。此類“傳說”的可信度，或許正與“宣傳”旗鼓相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