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現實生活中以影響定作為的現象并不新鮮，比如農民工的欠薪問題。無論從社會道德還是法理上看，工活給錢，天經地義。然而，盡管有重慶村婦熊德明向總理的直言，也盡管“追薪大風暴”曾經聲勢浩蕩，欠薪問題依然如同一道難以絕跡的頑癥，不時縈繞在農民工的周圍。為了討薪，一些農民工發揮難以想象的智慧，不斷翻新討薪招數，目的終究在于，通過制造新聞賣點，借助輿論影響力，督促有關部門積極介入。別把農民工討薪問題看成是影響式作為的個別現象，煤礦中的官股又何不如此，只要想想四川開江縣那三位“勇闖”被封煤礦身亡的“官老爺”便可釋然。

站在輿論的視角看去，輿論監督本是其自身功能的應有之義。但輿論監督能否對有關部門形成觸動，這在現實中并無慣例可尋。因為同樣是輿論監督，往往有三六九等；而越是往下的的輿論，對地方的監督越感無力，往往只能挑點雞毛蒜皮的小事娛樂讀者；站在權責部門的視角看去，為不致工作被動或者說挨領導部門的批評，一方面對來自于領導部門的訓令言聽計從，另一方面“抓大事，辦大事”，專注于社會影響較大的問題做足功課。這樣導致的后果往往是，心思更多地用于揣摩上級領導意圖，而非在盡職盡責上絞盡腦汗。

具體到未成年人乞討問題上，尚不知此番輿論高調關注之后，歪風是否可以實現根本性扭轉。令人擔心的是，一旦“勁風”拂過，輿論關注力度消減，權責部門是否還會對保持“高度重視”的恒溫？竊以為，能夠“迫使”有關地方有關部門恒溫關注和作為，關鍵在于“恒溫”式制約尤其是問責，倘若制度意義下的問責之劍始終高懸，并施發威力，權責部門又怎敢輕視制度賦予的職責？又怎會對輿論監督挑三揀四？(hedao3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