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的是，社會健康價值觀的轟然崩壞，并非就因“人心不古”的所謂文化，而在于旁門左道者屢屢嘗到甜頭，卻無須擔心付出得不償失的高額懲戒成本。另一方面，權貴茍合式的成功絕不可能無限復制，否則，權貴就不可能獲得更為優厚優惠的先機。當權貴成為社會無所不能的通行證時，勢必大大擠壓公平公正這些理當成為社會主流價值的生存空間。

更深層次的問題還在于，普羅大眾對權貴力量違逆主流、另起爐灶自造的那套社會秩序，除了被動地屈服外，卻無力施加任何影響。雖然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一再告知我們，幸福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但眼下的現實卻又表明，面對潛規則、隱權力等權力濫用現象，如果不能努力接近權貴，埋頭奮斗的最大可能，是將自己送往通向老實人的“異端”式結局。

實際上，在法治社會里，幸福不只是代表一種尋常的感受，而是權力分配合理的寫照，同時也是公眾借此督促反制權力的有效通道。這也就是講，正是源自對追求幸福的強烈渴望，公眾的幸福感理當匯聚成一條條具備強大力量的民意通道，一方面成長為有效影響權力走向的風向標；另一方面對權力嚴加約束，讓權力不敢小視公眾的幸福感，否則就必須付出對應的成本。簡而言之，幸福感理當是衡量政績的民意力量。(hedao3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