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醫問藥，盡信AI不如無AI

今年3月，一名“95后”新手家長面對孩子反復咳嗽發熱的癥狀，在手機端用AI問診判定孩子為“普通呼吸道感染”，并參考網絡建議居家用藥，致病情延誤。最終，孩子被醫院確診為病毒感染肺炎。（4月1日《法治日報》）

如今，AI是當之無愧的“頂流”，AI醫療亦備受關注。不可否認的是，隨著技術發展，AI醫療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醫療的格局，已經在疾病預測、健康管理、影像識別等領域有出色的表現。上海瑞金醫院發布瑞智病理大模型，AI僅需數秒就能精準識別病理切片中的病灶區域；北京協和醫院研發的“協和·太初”罕見病大模型已進入臨床應用階段……諸多案例表明，人工智能在醫療領域的應用前景廣闊。

但問題也隨之出現。就以新聞中的案例來說，生病了問AI，到底靠不靠譜？對于這個問題，不少醫生都認為AI問診存在局限。比如，老年患者睡不好頭疼、心慌，AI的回答可能只是將所有包含頭疼癥狀的病都列舉出來，根本無法對患者的病情進行全面細致的判斷，對于用藥劑量也難以做到精準把控。與此同時，AI沒有處方權，出了錯誰來負責？患者的醫療數據隱私如何保護？怎么讓AI醫療的應用更合規？這些追問都需要得到解答。

此前，國家已出臺《互聯網診療監管細則（試行）》，明確規定處方應由接診醫師本人開具，嚴禁使用人工智能等自動生成處方。目前，各地也不斷為AI醫療領域畫定紅線：有的明文規定，禁止使用AI自動生成處方；有的成立了互聯網診療監管平臺……隨著人工智能在醫療應用場景的迭代更新，新問題也亟待更新的法律回應。譬如，針對AI醫療過失，有必要完善有關立法和問責機制，明確AI誤診的責任界定和相關法律糾紛的處理辦法；針對AI數據治理，可以從國家層面做好數據規范，讓醫療數據權屬清晰、授權合規，追溯定責有章可循；針對AI應用倫理紅線，應加強監管與倫理指導，建立倫理審查機制。給AI醫療系緊“安全帶”，守住AI醫療的安全底線，方能讓AI醫療更好助力醫療領域，真正服務于患者的健康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