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商西進” 助推國內消費大循環

【光明論壇】“電商西進” 助推國內消費大循環

據媒體報道，新疆正式成為“包郵區”。2024年8月，全國第1000億件快遞送達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二六工鎮紅星村的收件人手中。如今，在帕米爾高原的廣袤鄉村里，在獨庫公路穿越的天山深處，電商西進、快遞進村、滿車出疆。一個“包郵區”的建成，伴隨著數以億計的腳步，書寫著與時代同頻的“西郵記”。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建設高效順暢的流通體系，降低物流成本，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保障。過去二十年，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有效助力了國內消費平穩增長，促進了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深度融合，為經濟高質量發展作出重大貢獻。2024年，全國網上零售額增長7.2%，實物商品網上零售拉動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7個百分點，對社零增長的貢獻率達到48.4%。全國快遞年業務量也首次突破1500億件，月均業務收入超過1000億元。

西部地區長期面臨物流成本高、效率低的瓶頸，成為電商“偏遠地帶”。隨著“快遞進村”“電商西進”的落地，這一局面迎來轉機。2022年起，就有電商平臺開啟偏遠地區中轉集運模式，并推行包郵進村服務。2024年，國家部委出臺《數字商務三年行動計劃（2024—2026年）》和《關于推動農村電商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諸多電商平臺積極響應，相繼推出特惠集運、包郵計劃、多元直郵模式，乃至免除中轉倉至目的地物流費用。上述舉措大幅降低了西部地區的物流成本，集運模式下首重成本降幅可達70%以上。受益于此，2024年西部地區的快遞業務量和業務收入占比分別提升至8.9%和10.3%，多個省份這兩項指標的增速領跑全國。

“電商西進”不僅釋放了西部消費潛能，更在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一方面，電商拓展了西部消費渠道，豐富了消費選擇，推動消費結構向中高端升級。數字化營銷與便捷支付手段激發了西部居民的消費意愿和活力，使其成為推動消費穩增長的中堅力量。另一方面，“電商西進”暢通了工業品下鄉、農產品進城的雙向通道，西部農產品、手工藝品加速進入廣闊市場，顯著提升了農民收入和地方經濟。隨著“數商興農”工程的實施，我國村級電商服務站點超15.8萬個，95%的建制村實現快遞服務覆蓋。以電商為抓手拓展鄉村土特產網絡銷售渠道，促進農業產業化經營品牌化發展，培育農村電商直播、社交電商等新產業新業態，成為助推“三農”高質量發展的強勁動力。2023年，全國農村網絡零售額達2.5萬億元，較十年前增長13倍；農產品網絡零售額達5870.3億元，同比增長12.5%。2024年，這兩項指標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分別同比上升6.4%和15.8%。

與此同時，“電商西進”也為促進東西部地區的經濟協作和資源共享提供了新的平臺。作為國家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過去二十五年來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有效縮小了區域間的發展差距，為推動國家整體協調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2019年《關于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頒布以后，聚焦“形成大保護、大開放、高質量發展的新格局”這一更高要求，西部地區主動服務對接國家區域重大戰略，地區生產總值增速躍居四大板塊之首，與東部人均產值差距顯著收窄。202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了《進一步推動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若干政策措施》，明確西部要加速數字化轉型，電商平臺也因此成為促進西部發展的關鍵力量。通過物流創新與制度協同，“電商西進”正是“政府引導—市場主導—平臺協同”模式下技術賦能國內大循環的生動實踐，印證了新經濟地理學中運輸成本塑造經濟格局的核心命題。

進一步推動“電商西進”戰略，充分發揮其釋放西部地區消費潛能以及促進鄉村振興、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的作用，應當持續加大對西部地區物流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構建多層次、智能化物流網絡。除繼續完善“快遞進村”的基礎設施外，還要結合西部復雜地形和氣候，建設滿足冷鏈、跨境電商等需求的物流和倉儲樞紐。要鼓勵利用大數據、物聯網等技術，提升物流的數字化智能化水平，實現降本增效。

系統提升西部農村電商人才的數字技能。“電商西進”不僅需要物流體系的“硬聯通”，更依賴于數字技能的“軟聯通”。要加大對西部農村電商人才的培訓力度，提升其電商運營、直播營銷、網店管理和數字支付等技能，培養一批懂電商、愛農村的本土電商人才。同時，也要增強農村居民的數字素養與技能，消除城鄉區域數字鴻溝，提升西部地區的線上消費和創業能力。

鼓勵東部發達地區的電商平臺、物流企業與西部地區深度合作，建立長效幫扶機制。通過在西部地區設立區域運營中心、分倉和售后服務網點等，形成東西電商的協同發展格局。通過技術、運營、人才合力“西進”，打造西部特色產品的電商供應鏈和品牌體系，解決產品標準化、品質溯源、包裝設計等關鍵問題，持續提升西部發展的內生動力。

（作者：茅銳，系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