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企業稅負“痛感”

不久前，因福耀玻璃大王曹德旺抱怨我國稅負比美國高很多，且赴美投資辦廠，天津財院教授李煒光拋出“死亡稅率”之說引出企業稅負“痛感”問題。對此，國家有關部門迅即作出回應，認為與國際相比，我國宏觀稅負并不高。一些專家學者有的認同稅負不高但稅費較重，有的則認為稅負偏重，而不少企業家仍然吐槽稅收負擔過重。孰是孰非，各執一詞。筆者認為，如果爭論各方均在獨自的語境中討論問題，勢必南轅北轍，必須回到大家公認的就稅負論稅負這個邏輯起點上來展開對話，并圍繞以下五個方面進行客觀理性分析，才有可能達成共識。

討論稅負問題需要區分幾組相關概念。目前，社會上對企業稅負問題意見分歧大，主要原因在于沒有區分與稅負相關的幾組概念，彼此混為一談。討論的邏輯起點不一，得出的結論自然迥異。一是宏觀稅負與微觀稅負。宏觀稅負體現的是總量稅負，微觀稅負表明的是局部（結構）稅負，總體不是局部的簡單相加，兩者并不完全等同，因此，宏觀稅負不高不等于企業稅負不重，反之亦然。二是間接稅負與直接稅負。企業繳納的稅收既包括增值稅、消費稅等間接稅收，又包含企業所得稅等直接稅收。一般地，間接稅易于轉嫁，其稅負最終都是由消費者負擔，并不真正構成企業的稅負。因此，嚴格來說，討論企業稅負應撇開企業繳納的間接稅，至少是轉嫁出去的間接稅。三是名義稅負與實際稅負。名義稅負一般是按法定稅率計算出來的稅負，沒有考慮企業是否享受稅收優惠政策情況，而實際稅負則是剔除了企業享受的稅收優惠政策，按其真正繳納稅款計算出來的稅負。四是稅負與費負。認為企業稅負偏重的，往往把企業繳交的各種收費都計算在內，但稅與費性質不同，治理的路徑有別，在討論企業稅負問題時還是應將兩者區別開來。

企業稅負“痛感”問題緣于比較。企業稅負由來已久，為何時至今日“痛感”問題才變得突出起來，原因就在于進行了比較，并對結果感到失望甚至不滿，從而導致了“痛感”產生。然而，比較什么、怎么比較很重要，它直接關乎“痛感”問題。從方法上說，比較有橫向、縱向和國際三種視角。從內容上看，有稅負和稅率兩個維度。如用三種視角比較稅負，除縱向比較之外，其余兩種似乎很難得出正確結論。因為行業或企業間的規模、資本有機構成、勞動生產率、經營管理水平等客觀存在區別，不具可比性，加上量能課稅是世界通行的稅收原則，因此，橫向比較得出的行業、企業稅負高低不同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由此很難說哪個行業或企業稅負“痛感”強。至于國際比較，由于各國稅制結構差別很大，如我國以增值稅、消費稅等間接稅為主體，美國等一些經濟發達國家則是以所得稅等直接稅為主體，加上經濟發展水平、社會勞動生產率等存在明顯差異，簡單地進行稅負水平國際比較，得出的結論也難以令人信服。縱向比較是企業自我比較，剔除了不可比因素，較能客觀準確地反映企業稅負變化實際。如企業稅負水平比過去確實提高了，則表明企業的稅負在加重。十幾年來，我國中口徑宏觀稅負水平由1994年的10．83%上升至2015年的23.3%，增長了1.3倍，具體到企業層面，稅負雖有增有減，但總體上是增加的，因此，部分稅負加重企業“痛感”明顯增強是客觀存在，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應注意到，近幾年來由于國家實施了一系列重大減稅政策，宏觀稅負水平逆轉了之前快速上升勢頭，自2012年以后一直維持在23%左右，出現了穩定態勢。

如果比較稅率水平，則縱向之法不可取。但簡單地拿稅率水平進行橫向（行業、企業）和國際比較，并據此直接得出稅負水平之輕重則過于武斷。稅負水平之高低除了受稅率影響外，還取決于稅基及其大小。因此，稅率和稅負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按行業、企業或產品確定不同稅率屬于國際慣例，體現的是量能課稅通則、縱向公平原則和國家宏觀調控目的。但稅率存在差別確實會損害經濟效率和橫向公平，對稅負“痛感”的產生也有某些潛在影響。

把控企業稅負“痛感”合理區間。企業稅負“痛感”客觀存在，程度有大有小，準確量化很困難，但把控企業稅負“痛感”合理區間至關緊要。既要防止企業稅負“痛感”達到或超越其最大承受能力，這是“痛感”上限；又要避免為了減輕企業稅負“痛感”而使國家財政收入失去最低保障，這是“痛感”下限。若用一個定量指標來觀察，則可將企業或行業的稅后資金利潤率與全社會稅后資金平均利潤率進行比較，如果前者等于或低于后者則表明企業稅負“痛感”已達上限。若低于下限，則國家必要的財政支出都得不到充分保證，也影響社會穩定發展大局。在這個合理區間內，針對形勢發展需要，國家應適時對企業稅負水平進行必要的調整。當前，企業面臨的國內外經濟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全面深入準確分析目前我國企業稅費水平，進而對國家收入分配政策作出科學評估和完善，顯得尤為重要和緊迫。

企業稅負“痛感”增強的癥結。自2005年以來，我國兩大主體稅種（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均實行了以減稅為特征的改革，在此大背景下，企業稅負“痛感”理應下降，為何反而增強呢？究其因，其一是企業特別是制造業企業市場競爭力和話語權下降，稅負難以轉嫁。其二是企業各種生產要素成本持續上漲，而產品價格又因供過于求難以提高，兩頭擠壓，使得企業利潤空間越來越小，企業的負稅能力趨于弱化。其三是隨著稅收征管體系的不斷完善，稅收征管能力明顯增強，企業稅收流失現象大為減少，實際有效稅率與法定名義稅率日益趨同，企業實際稅負有所提升，“痛感”也隨即增強。由此可見，在我國稅制結構、稅率水平基本保持穩定，且實施了一系列減稅政策的大背景下，部分企業稅負“痛感”不降反增，主要原因不在于稅制本身，而是這些企業未能很好地盡快適應深刻變化了的經濟大環境，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缺乏議價實力和創新能力，致使稅負承受力下降，“痛感”隨之增強。

緩解企業稅負“痛感”需多方發力。從政府來說，緩解企業稅負“痛感”強度，必須進一步規范和完善政府、企業和個人三者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關系，進一步減稅降費，放水養魚，適當提高企業的占比，為企業強身健體創造條件。在減稅降費過程中，要注意把握結構和方向，尤其是要加大對稅負“痛感”增強的實體經濟企業的支持力度。對企業而言，緩解稅負“痛感”在于苦練內功，持續創新，努力提高企業生產效率，不斷壯大自身發展能力，不斷提高稅負承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