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讓份子錢成為“新鄉愁”

農村熟人社會，有好也有煩。親朋好友、鄉親之間聯系緊密、來往頻繁，有啥難事一呼百應、守望相助，這是好事。不過，“圈子化生存”也有不少煩心事，“份子錢”就是其一。一是名目繁多，農村份子錢已從最初的婚喪嫁娶，擴展到孩子滿月、生日、上學、當兵以及老人過壽、生病、搬家等等；二是行情看漲，份子錢數額近年水漲船高，一路飆升到數百甚至上千元；三是人心不古，有的人為了賺錢，一年能擺兩三次酒，擺完了“生日宴”，擺“升學酒”，一年下來，光份子錢就收不少。你盯著份子錢辦酒席，別人也不傻，不會老做“虧本生意”，于是辦酒席、收份子錢在一些農村陷入惡性循環的怪圈，成為一種“新鄉愁”。有農民編順口溜：年年辦酒有搞頭，兩年辦酒打平手，三年才辦冤大頭。

不論如何玩，“份子錢游戲”最終成為一種負和博弈：送出去、收回來，總額不見得減少，但在這過程中，大擺酒席、鋪張浪費不可避免，還可能耽誤生產。哪怕身在農村，許多人對此也是深惡痛絕，很多時候隨大流，不過是人在江湖。一些農村也開始覺醒，想辦法叫停瘋狂的“份子錢游戲”。如云南文山天保村，為了對份子錢陋習說“不”，由全體村民“簽字畫押”，形成村規民約。據村委會主任介紹，“我們初步算了一下，與往年相比，今年全村辦酒席的場次減少了85%左右，為老百姓直接節約資金300余萬元。”（見昨日《中國青年報》）

應該說，份子錢本身并沒有問題。一方面，在農村這樣一個熟人社會中，份子錢維系了農村社會最低限度的人情往來。在婚喪嫁娶各種活動中隨份子，就像給機器注入潤滑劑，對維持農村社會良好運轉大有幫助；另一方面，農村份子錢散發出濃濃的互助性質。在過去，農村的生產方式比較落后、生產效率比較低，婚喪嫁娶等家庭大事，僅靠一家一戶難以完成，往往需要鄰里鄉親、親朋好友伸出援手，于是便有了湊份子錢這回事。問題在于，如今份子錢已經變味甚至異化，一些人辦酒席收份子錢，早就超越上述兩種目的，斂財目的太明顯，游戲就不好玩了。

農村成為份子錢的“重災區”，法律法規管不到，簽訂村規民約或許是個好辦法。形成共識、簽下保證，對村民是一種行為約束，對村干部是一個管理依據。一些人開始難免不適應，甚至言行不一，若有一個強有力的村干部班子，嚴格以村規民約治村，久久為功就會養成一種風氣。此前有報道稱，山東淄博的南太合村，早在30年前就訂立了這樣的規矩：無論紅白喜事，主人不準大操大辦，留下來吃飯的只有近親屬，份子錢一律只有5角錢，據說這個規矩一直堅持到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