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規定“小學生在校時間不超過6小時”,但現實情況是,大多數上班族很難在下午3點左右就把孩子接回家,只有交給“作業托管”。如此一來,本來是為“減負”而設置的規定,反而可能成為給孩子增加負擔的規定。因此,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沈金強建議,教育部門限制“在校學習時間”,同時放寬“在校時間”,由財政支持學校增設的素質教育課程。(3月13日 《重慶時報》) 為中小學生減負的呼聲近年來不絕于耳,但是“如何減負”“怎樣實施”歷來都是莫衷一是,各有說法,畢竟在關涉教育的事情上,馬虎不得。但是沈金強代表的這一次建議卻一下子讓人眼前一亮,《教育部關于當前加強中小學管理規范辦學行為的指導意見》要求嚴格控制學生在校學習時間。然而在現實中,各地教育部門把“在校學習時間”執行為“在校時間”,無疑就是對素質教育初衷的背離。 在這樣的情況下,厘清“在校學習時間”和“在校時間”的差異看似是字眼的變化,實際上則是“減負精準”的生動體現。眾所周知,小學生在校時間看似短,但因為沒有考慮到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之間的銜接問題,很多家長并不能及時接送小孩,只能將孩子送進各種托管班或者培訓班,雖然這些各種名義的教輔機構對孩子成長確實會有一些正向作用,但從長遠而言,并不值得提倡。 因此說,在這樣的“現實困境”下,也就是學校要減負早早放學奈何家庭這個關鍵環節跟不上節奏,落入“越減越負”的惡性循環。而限制“在校學習時間”,同時放寬“在校時間”,應該是一次有益的靶向探索,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就是,在小學階段,也許最重要的并不是孩子的學習成績,而是對他們心智、品性、意志的鍛煉培養,對他們人格素養的關注,“在校學習時間”并不能被認定為“在校時間”,單單從學習角度去規范去理解,成效自然不大。 當然,問題更在于這些“在校時間”被高效化利用,素質教育的課程設置及實施更是要充分尊重孩子的特點和思維模式,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如何把素質教育的陣地從課外補習這些已經形成產業鏈的機構中爭奪回來,是我們迫切需要面臨的問題。在保證基本課業的情況下,比如重視國學、推廣足球,學校也應當被賦予自主安排時間和課程的權限。既然是“減負”的素質教育,除了關注成績本身,應該凸顯孩子綜合素養以及更加發揮家庭在孩子成長的關鍵作用,而不是教條式執行“降低在校時間”,在家校銜接上難以落實,“減負”目的自然難以落地生根。 因此說,減負固然很難從在校時間上去規定,但只要現實世界對現代化人才的需求不變,素質教育的呼聲就不會過時,從“在校時間”和“在校學習時間”的差異看開去說,教育“減負”還需“精準發力”,久久為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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